问题表现 在部分 Debian 系 Linux 发行版如 MX Linux、Kali Linux、LMDE 等发行版中，安装 Fcitx5 输入法框架后，打开并配置好拼音输入法引擎，按Ctrl + Space键是无法呼出中文输入法。当然，Rime（fcitx5-rime）就更不行了，经过验证，本文的方法目前尚不适用于 fcitx5-rime，待后续解决后更新。 根本原因 经过排查（在 AI 的协助下）发现 fcitx5 进程虽然启动了，但启动时环境变量 MODIFIERS=@im=fcitx 还不存在，导致 XIM 前端没有初始化，fcitx5 认为自己"关闭"，状态返回 0，所以 Ctrl+Space无效。 解决方法 创建/修改一个文件：~/.xsessionrc sudo featherpad ~/.xsessionrc 写入如下内容： export GTK_IM_MODULE=fcitx export QT_IM_MODULE=fcitx export XMODIFIERS=@im=fcitx fcitx5 -d & 然后注销再重新登录系统，即可解决问题。 由于 ~/.xsessionrc是 LightDM + XFCE 在启动桌面之前必定读取的文件，环境变量已在 fcitx5 启动前就位。其他和输入法有关的配置文件（~/.profile、~/.xprofile、~/.xinitrc）由于 Linux 系统启动加载和桌面环境的问题，要么读取时机不对、要么根本没被 LightDM 读取。 其中 ~/.profile登录时由登录 shell 读取，但时间在 fcitx5 启动之后，环境变量来不及注入；~/.xprofile部分 DM 在 X session 启动前读取，LightDM 不读这个；~/.xinitrcstartx 命令启动时读，但 LightDM 图形登录不读它，所以改这3个文件是无效的。...

我一度遇到的情况极其类似，RIME 输入法在 Debian 系 Linux 下个别应用程序中无法输入中文，比如类 Chrome 浏览器。看雪大佬的这篇技术分析直指问题的根源，非常有用。 原文地址：https://bbs.kanxue.com/thread-291707.htm 0x00 起因 最近在 Kali Linux上装了 Android Studio，配上了 Claude Code 插件——这个插件能识别我在编辑器里选中的行、选中的文件，直接把它们作为上下文喂给 Claude。 于是在 AS 内置终端里愉快地用 Claude 写代码。然后撞上一件诡异的事： 在 AS 的任何地方都打不出中文。 不仅是和 Claude 对话的输入框，连代码里的中文注释、字符串字面量，全都只能敲出英文字符。诡异的是：按 Shift 切换输入法，fcitx5 状态栏会正常切到中文模式，输入法的候选词框也能正常弹出，敲拼音能看到候选词列表，整个输入法 UI 表现得和在 Firefox 里一模一样。但是——当你选中某个候选词、准备让它上屏的时候，字符既不会以中文形式落入编辑器，也不会以英文形式落入编辑器，而是直接消失，编辑器里什么都不会出现。 但奇怪的是：同一个 fcitx5，在 Firefox、Mousepad、Terminal 里全都好好的。只有 AS 中有问题。 更让人崩溃的是，我前后折腾了 fcitx4 → fcitx5 迁移、改快捷键、加 JVM 参数、替换 JBR，每一招看起来都"应该是对的"，每一招都没用。最后发现真正的元凶，是 Debian 安装器悄悄塞进 /root/.profile 的一行 LANG=C。 这篇文章就把整个排查过程（含弯路）原原本本记下来，给同样掉坑的同学一个参考。 0x01 现象与边界 先列清楚症状和边界条件，这是后续所有推断的基础： 现象 状态 AS 内任意位置输入中文 ❌ 完全无反应 AS 内英文/数字/符号 ✅ 正常 Firefox / Mousepad / 终端 中文输入 ✅ 正常 fcitx5 中/英文切换 ✅ 状态栏正常切换，能切到中文模式 输入法 UI（候选词框、拼音预输入） ✅ 完全正常，能敲拼音、看到候选词列表 选中候选词后字符落入编辑器 ❌ 什么都不落入（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直接消失） JBR 版本 21....

作者———洪蔚琳 hongweilin@mianduifuza.com 外约编辑——魏玲 编辑——曾鸣 于蒙 顾问——王天挺 视觉—pandanap 插画——陈禹 运营——川丰 版式——日月 创意——Vicson 出品人/监制——曾鸣 恶意就在你身边。 这是一个复杂但重要的案件。司法视角中，故事是这样的：2021年2月，陈玥11岁，一个13岁女孩把她介绍给一名17岁男子，陈玥被性侵。一个月后，又有一个12岁女孩把她介绍给一名31岁男子，陈玥再次被性侵。半年后，陈玥遭遇的侵害升级为强迫卖淫。两年后，13岁时，陈玥两度进入卖淫团伙，并涉嫌多次暴力侵害他人。 2024年3月，我来到河南郑州，在市区西北部靠近陈玥家的一个酒店房间，见到了14岁的陈玥。我们在一起待了三周。我也见到了陈玥的母亲张静。张静很忙。她正在为女儿奔走维权。我和她一起去了三个派出所——三个案子分属不同的派出所。 在当地一周后，我见到了另一个14岁的涉案女孩小雨、她的母亲和16岁涉案女孩安安的母亲。两个同龄女孩言谈举止的相似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安安母亲口中的女儿就像陈玥的复制粘贴版本。她们都提到女孩们在“圈子”里玩。“圈子”是一个由至少十余名辍学未成年人组成的小世界，里面会约着打游戏、唱KTV、吃饭、恋爱、偷电动车，也不时发生暴力、性侵和相互出卖。陈玥11岁来到这个平行世界，目睹身边女孩们也被喜欢的男孩侵犯，也偶尔被打一顿，或被姐妹出卖给陌生人发生关系。在圈子里，这些遭遇被形容为“倒霉”。“倒霉”之后，女孩们哭泣、纹身、拿小刀划自己，然后带上满不在乎的表情继续在圈子里生活。两年里，三位母亲前赴后继想“捞出”女儿，做出了基于各自理解的努力，都收效甚微——比起她们的影响力，女孩们更感到自己是在圈子里被“朋友”陪伴成长和互相养育的。 为补充信息和交叉印证，我也间歇拜访了陈玥的父亲陈豪、哥哥陈树、17岁男友阿哲、圈中好友小皓，以及一名试图向陈玥购买性服务的嫖客。 五个月后，以下这篇报道成形。这个故事是关于：在当下，恶意如何通过互联网接触一个家里的孩子，施以伤害（期间家长毫无感知），从家中偷走孩子，送进成人犯罪世界（期间家长回天乏术），直至孩子也成为一个释放恶意的人。 全文19087字，全文推送。 恶意如何通过互联网接触一个家里的孩子 2024年3月，我第一次见到陈玥。在靠近她家的那家快捷酒店，她跟着母亲走进房间，带着被大人领去见生人的拘谨，微低着头，一双眼睛不知该向哪儿看。她14岁，1米6，匀称，披着长直发，有点婴儿肥。她点头小声说，姐姐你好。抿嘴微笑。看上去就像是她这个年龄，一个还在正常上学的女孩。这使得她的一身衣服，帽子上有两个小恶魔犄角的红外套、牛仔裤，看上去也像是一身童装。 打过招呼后，陈玥站着不动。我和她母亲坐到床上。母亲让她坐，她就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像在学校听课时被规范坐姿一样，她两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 陈玥2009年出生在郑州，父母在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开两间杂货店，她还有一个大她6岁的哥哥和一个小她10岁的弟弟。这一家人住在当地经济强区一个普通小区，距离市中心20分钟车程，一栋6层楼房的顶层，没有电梯。 小时候的陈玥，一位和这家人有多年交情的女士向我回忆，爱说爱笑，不怕生，大人们都夸她口才好。陈玥喜欢游泳，有时去家附近的游泳馆。幼儿园毕业，她升入小学。 但上到小学四年级，陈玥辍学了。我多次询问：九年义务教育为何没有完成？陈玥、陈玥的父亲、母亲、哥哥分别给出一致的回答：陈玥成绩太差，拼音、识字总记不住，被学校劝退。那是一所私立学校。陈玥母亲说，当初她看中这里有国学课，认为教国学的地方不会有校园暴力。 一家四口也都说，辍学后，母亲张静曾带陈玥找过公立学校，但陈玥没通过入学考试。当然也可以再读私立。但父亲陈豪说，私立抓学习不严，女儿学不会，每年交那一两万元的学费不值当。 9岁就不再上学的陈玥，被父母安排到家里的杂货店帮忙。店在一片露天市场，500多家商户排列，成片衣服、拖鞋、塑料桶、油漆桶摆在一家家门外，电动车来来往往。陈玥去过一阵就不想再去，她宁愿在家。 父母都要看店，无暇顾及陈玥。不久张静又生下一个儿子。他们同意陈玥白天独自在家，给了她一部手机。 家里唯一的同龄人，哥哥陈树，这时上初中，和陈玥关系不好。在这个家庭里，父母对每个孩子都忽视，但每当有了新生儿，又明显偏心更小的孩子。陈树说，他从小吃陈玥的醋。因为心里不平衡，他曾三次离家出走，也中断过学业，后来上了一所中职。 陈玥说，那时她很想回去上学，因为“同龄人都在上学，我一个人在家干嘛？”她失去了学校里的朋友，只有一部手机。辍学两年后，11岁时，她在“TT语音”（一个以游戏社交为主的语音聊天app）上找到几个朋友。 朋友们带她加入了“圈子”。里面的孩子11到17岁，人数在十几到30人之间，家庭背景各异，但大都辍学，居住在陈玥家附近的A路区域。A路全长近6公里，步行需1小时以上。原本散落在这条路上，从不同学校掉落的孩子，通过网络聚集到一起。 “网络”具体是指“TT语音”和社交平台“快手”的“同城”功能，后者利用算法推荐附近有共同兴趣（美甲/纹身/机车/台球）的同龄人。微信“互推”则进一步帮他们找到彼此，这是一种五六年前从00后中开始流行的社交方式，指让朋友把自己的照片和微信二维码发在朋友圈，或群发通讯录，吸引感兴趣的人来加好友。 新朋友们带陈玥进入了新世界，夜晚出入网吧、酒吧、迪厅、KTV。她们几个不满14岁的女孩，走侧门，或者PS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蒙混进酒吧。跟随其他女孩，陈玥渐渐学会化浓妆、穿黑丝，在震颤耳膜的音乐声里和男孩玩酒局游戏。后来她最多时能喝近一斤白酒。 家里没有人注意到陈玥的变化。每次傍晚外出，她会先锁上卧室门，再翻窗出去，从连通的阳台翻进隔壁卫生间出门，玩到深夜父母睡熟后再回来。 据中国网报道，在当时的TT语音上，大量语音房间的介绍类似“房主13岁…可奔现”，聊天含成人内容，有男性用户在平台上围猎未成年少女。 加入TT语音后，11岁的陈玥也在上面第一次谈了一个“对象”，但还不太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对方约“奔现”，她以为只是要一起玩，见面后才发现对方19岁，且第一面就要求发生性关系，威胁如果“提分手”，就找人打她。陈玥没有性经验，连认知也没有，“吓住了”，向圈里一个只比她大两三岁的女孩求助。在十三四岁姐姐的鼓励下，陈玥把对方删除了。 她当然不敢把“坏事”告诉父母，担心他们知道后会禁止她出门，她就会失去来之不易的朋友。于是这个距离侵害已经很近的信号仍没有被家人知晓。陈玥继续和圈子里的人交往，结识了更多朋友。 能感到陈玥极度需要朋友。每次见面，她好像自动把我当作一个认识很久的人，主动播报最近的烦恼，抱怨和妈妈吵架，感慨和一个闺蜜疏远了。一次我忘了一处细节，她的语气立刻显出一种伤心：我跟你说过，你都不记得了。但她最爱聊的还是恋爱，自称是个“恋爱脑”。坐在床上时、走路时、靠着泳池壁休息时，她都会讲起喜欢过的男孩。她也会问我：你有男朋友吗？到你这个年龄，会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呢？ 进入圈子几个月后的一天，一个13岁女孩说给她“介绍对象”，叫她出来，陈玥去了。 这天是2021年2月19日，据后来的法院判决书，一名17岁男子经这名13岁女孩介绍，将陈玥带去一处酒店，距她家车程不过10分钟。陈玥在房间遭遇了性侵。 恶意如何从家里偷走孩子 第一次侵害发生后，没有人告诉陈玥，这件事的性质是“性侵”。陈玥也没想到过报警。她的记忆点至今在别的地方—— 那天，她瞥见了那男孩手机壁纸是一个女孩。她问，是你的女朋友吗？男孩说是“网图”。她不信。“按谈对象的标准看，我是被骗了，我的处还给他了。” 陈玥把这次侵害误解为“恋爱失败”，这种看法是圈子教给她的—— 三个在圈子里的孩子，都提到一个词叫“快餐式恋爱”，在他们当中很流行，指通过朋友找对象，看照片满意就恋爱，见面就发生关系。结果是很多恋爱时效只有一天，发生关系后就结束了。 为什么不是先相处一阵再恋爱？听到这个问题，陈玥好友、17岁男孩小皓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向我解释：因为有的女孩“不确认恋爱就害怕（发生关系）”。其实他主要是想发生关系。但陈玥和另一个14岁女孩都说，她们刚进圈子时，以为发生关系后就会开始一段认真的恋爱。 第一次性侵发生一个月后，2021年3月，又有一个12岁女孩叫陈玥出去，又说要介绍对象。陈玥不去。女孩说，只是去认识一下。陈玥就去了。据判决书，这天一名31岁男子经这名12岁女孩介绍，带陈玥到市区一处酒店，陈玥再次被性侵。 女孩骗女孩出来和男性发生关系，也是这个圈子里的风气。陈玥后来发现，有人是出于和某个男孩的人情，有人为赚几百上千元的“介绍费”。还有人是因为嫉妒——陈玥说，由于圈子里“很少有处女了”，“大部分姐妹，是处她会嫉妒你”。一次她眼看着姐妹骗一个女孩出来，被骗的女孩和男孩在酒店房间发生关系，姐妹带着陈玥在卫生间听着。姐妹说，凭什么她是处，我也要给她搞没。 这实质上是一种创伤转嫁。女孩们被恶意伤害后，没人帮助她们正确认知和消化，于是她们再去伤害更多女孩。同时基于“性侵”已被错误地认知为“恋爱”，这种协同犯罪也被弱化为一种道德上的欺骗。陈玥管姐妹出卖叫做“把我阴了”。被阴了她会伤心，伤心就去市区周边开两天房，“失踪两天”，天天看电视，不和任何人联系。 但事后，她并不会切断和这些女孩的关系。我多次问她：你恨她们吗？为什么还和她们一起玩？陈玥有时说自己不会拒绝别人，有时说那时太小，“我现在真的想不明白我之前的想法”。不过她记得，自己当时不愿失去朋友，“我的感情总是寄托在朋友身上”。 后来我意识到一个基本事实：陈玥9岁就辍学了，没有校园关系也缺乏紧密的家庭关系。她能拥有的陪伴，大都来自圈子里一样脱轨的孩子。他们会伤害她，但可能是她情感上唯一的选择。 2021年4月，发生第二次性侵又一个月后，陈玥说，她被一个骗过她的女孩再次欺骗—— 那个介绍她第一次被性侵的13岁女孩，又叫她到一家酒店陪自己玩，之后找理由先行离开，留下陈玥在房间被两名男性轮奸（因陈玥记不得酒店的名字和地址，犯罪行为无法得到司法确认）。 我没能得知陈玥那时的想法。母亲张静说，陈玥很抗拒再提及此事。唯一能确认的是，在侵害严重升级时，家中依然浑然不觉——陈玥依然没有向大人求助。她选择继续生活在“朋友”中。 时间又过了一个月，2021年5月，在连续三个月三次被骗后，陈玥认为自己第一次“遇到真爱”了：她在圈子里认识的13岁男孩L，说要和她一起租房。陈玥开始憧憬着离家出走，然后和L一起住——圈子里，很多十二三岁的孩子离家出走租房，打街上的招租电话，报真实年龄也有人同意出租，“他们中间商不在意那么多”，陈玥说——抱着恋爱心态，陈玥和L发生了关系。 和前三次不同，在陈玥眼里这次发生关系是爱情的结果，是她自愿的。但这时她12岁，并未到性同意年龄（14岁），L的行为在司法视角中仍属于性侵。这是陈玥四个月内第四次被性侵。 两个月后，L交了新女友。陈玥说，当时她吃醋，着急。L在她心里已占了很重的分量，因为这两个月是她“谈过最久的恋爱”。又两个月后，一天她终于有机会再见到L，就想着多待一阵来挽回。那天还有三个女孩和他俩聚在一起。L抱怨没钱，其中两个女孩就偷了辆电动车，卖掉后五个人一起去吃了海底捞。吃完L又说没钱了，没地方住，L提出，先卖陈玥的手机，等之后有钱了再赎回，陈玥同意了。五个人又拿卖手机的钱去酒店开房住。 第二天晚上，L说钱又花光了。他不知从哪儿找来嫖客，又骗来一个女孩让她卖淫赚钱。女孩说要报警，跑了，L让陈玥顶替。陈玥告诉我，L当时说，“（干）一次就能赎回手机”，否则她就“再也拿不到手机了”。 “我真的忘了为什么同意了。手机是我爸买的，我怕他不给我买了。”陈玥说。 这天是2021年9月21日，侵害从被强奸、轮奸进一步升级为强迫卖淫。当晚陈玥接连被三名嫖客性侵，直到凌晨时警察到来。 失败的阻拦 母亲张静第一次发现问题时，陈玥已经遭遇四次性侵。那是2021年5月，那一天，大儿子陈树叫张静“一定要挺住”，给她看手机——陈玥在快手上发了和一个男孩睡在一起的视频。那个男孩就是L。当时，强迫卖淫还没发生，陈玥和L刚“恋爱”。 张静看完视频“蒙了”，“缓过来后”马上叫来陈玥，问她有没有和男孩发生过关系。陈玥起初否认。张静说要带她去医院做检查，问出了陈玥遭遇的四次性侵。陈玥还提到，第二次是被一个12岁女孩介绍。张静认识那孩子，前两个月她常来家里找陈玥玩，不时留宿，张静还给她做过饭。张静记得，两个女孩常常一起化着浓妆回来。她认为两个女孩是一起被骗了。她当即联系那女孩的母亲，两位母亲一起报了警。 前两个性侵犯很快被捕，分别被判刑1年6个月、3年6个月。第三起因缺乏证据无法立案。第四起因L不满14岁，同样无法立案。 但张静说民警告诉她，那个12岁女孩并不是一起被骗，而是拐骗了陈玥。她在朋友圈发陈玥的视频：“这个宝宝，谁喜欢的话可以说一声”，从中赚了1000元介绍费。这女孩同样因未满14岁，不会被惩罚。 张静怒气冲冲上门讨说法。女孩妈妈说：我们错了就错了，你还想怎么样？张静也找了L的父母。L的父母回答：我家儿子不满14岁，谁也拿他没办法。 令张静更爆炸的是女儿的反应：陈玥好像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警察在酒店取证时，陈玥表现得事不关己，和拐骗她的女孩在一旁打闹。她好像也还把那个女孩当朋友。在派出所，警察给陈玥买奶茶，她还要留着给那女孩喝。 陈玥说，那时（强迫卖淫还未发生）她也还觉得L“是真心爱我”，可是“妈妈生气了，好像要告他”。 案件审理结束，陈玥回家，张静牢牢盯住女儿，认为生活将在她的掌控下回归正轨。但陈玥不能适应被隔绝在家的生活。张静回忆，那段日子陈玥常常大声哭闹，在沙发上、床单上、桌椅上用小刀划拉，也在手腕上划出十几道血痕。张静试着和女儿沟通，问女儿的想法，可是女儿不理她。 我问陈玥当时是什么感受。陈玥说，当时“特别抑郁”，但想不起缘由了，“有很多记忆，我把它们连不到一块”。她只记得“特别恍惚”，“脑袋里好像有俩小人，一个在说弄死自己，一个在说不要”。...

源自 三联生活周刊 · 2021年第10期《默克尔》 文· 黄子懿 / 李晓洁 图 · 黄宇 编辑·陈晓 参与到这个隐秘内圈的少男少女们，前后有十余人。他们大多不满16岁，或是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早早辍学，游走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边缘，试图找到爱、关怀、自由和独立，却进入一个黑暗的深渊。 2019年，湖南衡阳祁东曾发生过一件轰动一时的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涉案人数众多。此前，曾有不少媒体报道过这一案件，去年10月，随着更多的案情披露，我们也派出记者去采访。但在采访中，我们发现，比起那些骇人听闻的案件情节，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另外一个主题：“不回家的孩子们”。 参与到案件隐秘内圈的少男少女们，前后有十余人。即使案发之后，这些孩子也不愿意回家。他们大多不满16岁，或是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早早辍学，游走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边缘，试图找到爱、关怀、自由和独立，却进入一个黑暗的深渊。 “捉女儿” 半个月来，张胜利的脑子里始终萦绕着一件事：找到女儿。女儿14岁，离家出走有半月之久，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与父亲断绝了一切联系。张胜利白天工作，晚上回家就找女儿。他越来越着急。 2019年10月3日，张胜利下班回家后没有休息，拖着一辆摩托车就往外走。他今年55岁，单身离异。皮肤黝黑，身材敦实，留一个板寸头，在秋日里穿件深色皮夹克，看起来干练讲究。15年前，他老来得女，取名张若菲。小时候的张若菲漂亮伶俐，但上初二后进入叛逆期，打架逃课，与社会青年混在一起，夜不归宿。为了防止女儿离家，张胜利会打骂她，甚至动用过手铐和铁链，但仍然无法阻止女儿执意离家的脚步。他不得不开始频繁地找女儿。一开始是骑电动车，后来女儿越跑越远，他的搜寻半径扩大，又买了一辆摩托车，足迹遍布县城的宾馆、KTV与酒吧。 “猫捉老鼠”——张胜利这么形容自己找女儿的过程。女儿跑，他就找，女儿拼命跑，他更拼命找。**他每个月都有报警记录，有时候是找到了女儿，女儿不开门，有时是酒店不让他上楼。一年多来，张胜利摸索出了一套“捉女儿”的方法：询问女儿的朋友；在酒店客房中一层层轻声摸排，细听哪些房间喧哗，“如果特别吵可能就是他们（女儿和同伴们）”；用手机绑定了女儿所有的社交网络账号，登录女儿的QQ，查聊天记录——这通常是万不得已时才用的一步，因为被迫下线的张若菲会立刻意识到父亲在行动。如果这些都没有用，张胜利还能倚靠的就是自己的坚持和运气了。他会拿着女儿的照片询问每个酒店保洁员——2018年10月，张胜利第一次找到女儿，就是用这种方法。一位保洁见多了这样的父母，好心告诉了他房间号，不过加上一句“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中年单身父亲张胜利的生活依托在摩托车上。他白天骑车工作，晚上骑车找女儿 2019年10月3号这天晚上，张胜利叫上了40多岁的外甥做“外援”，一起“捉女儿”。为了方便锁定位置与环境，他径直拨打女儿的视频和语音电话，没有回音。凌晨时，他登录了女儿QQ号，翻阅聊天记录，发现张若菲让朋友带饭时说出了自己的地址，一家位于新城区的酒店。张胜利载着外甥就往酒店赶，他让外甥守在酒店大堂，自己上楼去找人。 但这回他仍然没有“捉”到女儿。监控显示，在张胜利从登录QQ到赶来酒店的20分钟里，张若菲和几位同龄人绕过大厅，从安全通道逃走了。四五位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身形瘦弱，行色匆匆，消失在了祁东县凌晨街头的夜色中。 张胜利看监控时，另一位中年男人和两个警察也来到了酒店。张胜利认得他，是女儿念小学时的校车司机。搭上话后才知道，对方也在找自己的孙女。中年男子名叫周忠全，他的孙女叫周可怡，是一名留守儿童，在县城一所中学念初二，几天前被班上同学以“写作业”的名义邀请离家，自此不见踪影。周忠全在县城自行找了两天后报警，跟着警方在网吧、酒店、KTV、酒吧逐一摸排。和张胜利撞见这晚，是周忠全找孙女的第五天。确认监控录像里没有自家孩子后，他与张胜利匆匆道别，继续奔赴下一个地方。 **“当时要是我把女儿找到了，可能后面的事都没有了。”一年多后，张胜利回想起那个“捉女儿”不得的晚上，仍忍不住感慨。**那次偶遇两天后，10月6日上午9点多，周忠全跟警方在一家酒店的标间里，找到了孙女周可怡。让周忠全震惊又愤怒的是，周可怡和两名成年男子睡在一起，衣衫不整，睡眼惺忪。他狠狠甩了孙女一记耳光。面对爷爷的质问，周可怡一言不发。 根据警方的事后调查，在离家的九天零八夜里，周可怡频繁出入KTV与酒店，与多名成年男子发生过关系，其中两次“包夜”。她的交易对象有县城里的公职人员、过路的经商人士，还有当地的中学老师。做这些交易时，她对外称自己有16〜17岁，但身份证上的年龄显示，她当时还不满12岁。 2020年底，当本刊记者到达祁东县时，很多当地人仍然记得一年前这起轰动全城的未成年人卖淫案。周可怡只是涉案的少女之一，还有两名未成年人参与了夜场交易，负责陪酒。她们三人中有两名是学生，刚上初二。而卖淫案的组织者之一，就是张胜利的女儿张若菲。她同样没成年，案发时只有14岁，却娴熟地将周可怡等三名“妹妹”带到酒店，给她们化妆，穿上高跟鞋和成人化的服饰，去KTV做培训，再将她们送入夜场陪酒，坐台和“出台”。 2020年8月25日，祁东县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与周可怡发生性关系的六名成年人均被以强奸罪论处，获刑2〜15年不等。作为这起案件的“中间人”，张若菲也因强奸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判决书和随后披露的事实显示，在认识周可怡之前几个月，张若菲就曾带着多位未成年少女，出入祁东当地的夜场与酒吧，陪酒接单，与成年人做身体交易。参与到这个隐秘内圈的少男少女们，前后有十余人。他们大多不满16岁，或是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早早辍学，游走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边缘，试图找到爱、关怀、自由和独立，却进入一个黑暗的深渊。 上下县城 祁东县位于湖南省中部，地处山区丘陵地带。从距离它最近的城市衡阳出发，沿322国道乘车前往祁东，仿佛是踏过一波波缓浪。公路在低矮的群山之间延绵起伏，忽高忽低，湘桂铁路在丘陵间隐现，自西北向东南延伸。 铁路与322国道横穿祁东，将县城划成东西向的长条，老城在东，新城在西。连接新老城区的主干道远看平坦宽阔，但实际路面微斜，因此，当地人习惯把新老城区分别称作“上面”和“下面”。 ***新城是“上面”，地势高且平坦，马路宽广干净，连接着一栋栋现代化住宅小区、时尚酒店、酒吧餐馆和一座高铁祁东站。**新城的夜晚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晚上9〜10点后，无事的年轻人像是长眠后的夜行动物，纷纷出现在街头，吃夜宵，喝小酒，再去KTV吼叫着消磨时光。凌晨两三点，站在新城的酒店楼下，还能听见年轻男女们的打闹声。 **新城是2019年未成年人卖淫案的案发地，但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们，却大都来自老城。那里属于祁东的“下面”，外观比新城灰暗沉闷许多。**老城地势低洼，仍裹挟在群山之中。山不高，只有几百米，但在基建水平落后的年代，也足以阻碍发展。城内路网窄密，巷子曲折，楼房修得高密，像是一座小型山城。建在坡上的老房大多不超过10层，年久失修，楼体斑驳，很多彼此间距不过一两米。路人一个转身，就消失在昏暗的夹巷间，像跃回浑浊水里的鱼，难觅踪影。阴雨天时，老城区灰色的巷道更显黑暗，路边没有分类垃圾桶，每隔几十米的绿色无盖塑料大垃圾桶发出腐烂的臭味。 老湘桂铁路从祁东县城横穿而过。傍晚时分，常有居民沿着铁路散步 **老城代表着祁东的过去。**这里曾经是省级贫困县，上世纪60年代，大约1.6万祁东人响应国家号召到云南支边，最终落户在紧邻“金三角”的边境地带。这段县城历史给祁东至少有两个影响：一是当地毒品问题突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禁毒标语，社区里也设有戒毒康复站；二是劳务输出的传统延续至今，城里有大批“留守儿童”。直到今天，全县150多万人里，约35万人外出务工。整个县城目前有3万多名留守儿童。他们常年和父母分离，在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成人，性格中难免留下分离的悲伤和愤怒。老城居民说，前些年在火车站附近，晚上常能看见荷尔蒙旺盛的青年们拖着钢棍与刀具行走，钢铁在马路上摩擦得火星四溅，在夜空下滋滋生响。 在官方以往的脱贫宣传中，祁东过去的主产业是黄花菜，又称萱草，在古诗词中象征母亲。古时游子远行，会先在北堂种萱草，希望能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有祁东的留守儿童长大后，回家办了黄花菜加工企业，大量招聘当地留守儿童父母，提出“让妈妈回家”的口号。一位祁东籍留守儿童长大后成了民办教育企业家，他回乡办学，组建了一个留守儿童合唱团。这个被誉为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的合唱团，在2020年夏天登上了湖南卫视综艺栏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又于2020年11月登上了国家大剧院与中央电视台，进而是2021年的央视春晚。但在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与历史潮流下，零星的个人努力很难改变众多留守儿童的命运。无法回家的年轻父母们，仍然辗转在广东、云南等地，将孩子们留在县城里，或者跟随老人生活，或者由一位家长独自回乡，在老城租一个住处，看护孩子上学。 洪桥中学是老城区的一所学校，坐落在老城熙密的主干道边。学校所在地在过去40多年里都叫城关镇，是老城中心，热闹非凡，所以当地人仍习惯将洪桥中学称作城关中学。1992年“上面”开建后，城关镇于1995年改名洪桥镇，后又撤镇改街道。当地人说，之前洪桥中学教学质量还不错，之后便随着老城一起滑落。如今生源多来自老城工薪阶层，以及从乡镇进城念书的孩子。“上下”的称呼，本是指地势，但也成了发展的隐喻。未成年人卖淫案里的少年们，大多和这所“下面”的学校有关联。 老城狭巷中的洪桥中学。学校与社会的距离如此贴近，没有区隔。案发后，校门口多了值班的成年人，以盯防那些蹲守在外的社会青年 学校隐匿在闹市中，街边店铺众多，商业繁盛。从街口望去，只见教学楼像一堵墙一般贴着后山，若非校牌贴在正中，很难想象那里伫立着一所中学。学校和社会的界限混沌模糊，据说以前校外的人可随意进出学校，并无阻拦。每当放学时分，当成群学生穿着白色校服走出校门时，也总有一些社会青年们在外等候着。他们与门口数十辆贴着支付二维码的“摩的”一道，像等待猎物一般，等着出来的学生。 师傅 初二下学期还没读完，张若菲就成为蹲守在校门口的社会青年中的一员。 她个头约1.6米，一张鹅蛋脸，留黑直长发，几束刘海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眉宇间眼角微翘，有股英气。在个人视频号的置顶视频中，她戴着墨镜，做了长长的白指甲，扶着墨镜的掌心里文着“及时行乐”，看不出这是个生于2005年的少女。在2019年的未成年人卖淫案里，她既是中间人，也是那些卖淫少女口中的“姐姐”，或者“师傅”。她们听从她的安排，对她既恐惧又依赖。 张若菲能成为“师傅”，自有她的领导力。邻居眼里，张若菲口齿伶俐，见人爱打招呼，从小就是“孩子王”，一起玩耍的发小在外受欺负了，她会带着人去讨说法，教训对方。长大后更加机灵，“头脑很会转”。一位“妹妹”说，有一次，她们跟几个男孩一起玩密室大逃脱，其他人都蒙了，只有张若菲能静下来认真分析怎么出去，最后带大家成功突围。 聪明、有领导力的另一面是强势、暴力。如果有“妹妹”不听话，张若菲会威胁对方，甚至诉诸武力。她的初中同班同学苏畅记得，还在读书时，张若菲就显得霸道好斗。只要看一个人不顺眼，“比如有女生用眼睛瞥了她，或者跟她穿了一样的衣服”，她就会叫上一帮人去教训对方。苏畅回忆，张若菲“很会打架”。有一次，她觉得一个女生对自己不礼貌，就把女生叫到学校附近昏暗的窄巷，一边说狠话，一边猛扇对方耳光，打了十几分钟。 因为叛逆和打架，张若菲曾在一年内转学三次。最初从洪桥中学转到启航中学——与那个留守儿童合唱团同属一所学校的不同校区，学费不菲，5000〜6000元/学期。入校不久，一位同学撞了张若菲后没有道歉，她把对方叫到厕所打出了血，还拍了视频。父亲将她转到一所文武学校——当地专门收容问题少年的学校，教文化课的同时也教武术，奉行准军事化管理。她在宿舍跟人起了争执，被踢伤尾椎骨，要住院治疗。这样辗转来回，最后还是转回到洪桥中学。回洪桥不久后，她翻墙逃走，然而，她再也没有以学生的身份回去过。 离开校园后的张若菲并没有走远。她仍然待在学校周围，身边还围绕着一群男生，是她的男友和一帮“弟兄”们，大多十五六岁，染黄发，戴耳钉，外露着青龙白虎的文身。他们很多也是辍学的留守少年，来自老城或乡镇，帮一些在校生打架，解决纠纷，也留意学校里那些外貌出众的女生。 当张若菲和“兄弟团”出没在洪桥中学附近时，一些在校学生看到后，会主动认她当“姐姐”。羞于启齿的女孩会主动关注张若菲的短视频账号，寻求相认。莫小蕊就是这样和张若菲认识的。 莫小蕊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在东莞打工。当时，两人刚刚离婚，受此影响，莫小蕊初见张若菲时，已在辍学边缘。2019年1月，她在学校附近一家奶茶店偶遇了张若菲，见她身边围着一群男孩。莫小蕊在学校里听过张若菲的名字，也见过她打人，觉得她“长得很漂亮，也很威风”。莫小蕊很想认识张若菲，但又不敢上前，就用短视频平台的附近功能刷出了张若菲的账号，战战兢兢地问能否认她当“姐姐”。张若菲欣然接受了，加了她微信。“我们都怕在学校被欺负，所以要攀关系，这样才能立足。”莫小蕊说，跟着张若菲，感觉自己的场面会大一些。 跟着张若菲的日子，一天大概从中午开始。这群少男少女醒了就吃点东西，然后在老城闲逛，买批发价的廉价衣服，做美容和美甲，再喝上一杯奶茶。晚饭后，有“工作”的妹妹去KTV和酒店，其他人就在房间玩耍。凌晨1点多，一群人再聚在一起吃宵夜、聊天、看剧。对这群未成年人来说，这是“自由快乐”的生活，至少和家里的日子相比是这样的。 父亲 张若菲家住老城的铁路村，距洪桥中学步行约10分钟。铁路边上一处两排平房，每排十几户。房子是铁路局原来的宿舍，张胜利姐夫是铁路局职工，将房子留给了他，一住就是40多年。张家门口一个十几米的缓坡外，就是老湘桂铁路。火车驶过时，在家里也能体会到脚下的震颤。 在新城的高铁站开通前，铁路村附近曾是老城最热闹的地区之一。“一到过年过节，打工的人全回来了，人山人海的。”张胜利说，归家的打工人会在他家门口的火车站下车，再经汽车站前往更远的乡镇，人流如织，市场繁华。2013年后，祁东新区开通高铁后，老湘桂铁路削减客运，只留货运，张家周边逐渐衰落。不少原来的邻居或者去了最近的城市衡阳，或者去新城买房。经济水平决定了生活区域，“有条件的人往上面走，没条件的就留在下面”。 张胜利家在老城的铁路村社区 张胜利一直留在“下面”。他生长于老城，家中四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小。一张国字脸，小眼睛，薄嘴唇常常紧抿着，说起话来语速很快，鲜有笑容。年轻时，张胜利曾是国营草席厂员工，性急耿直，朋友多，“也是混街上的”。他爱用拳头说话，常与人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现在身上也残留着当年混街头的生猛和义气。邻居罗阿姨回忆，2018年冬日一天，张若菲在老城体育广场附近被一群社会青年围住，对方开来了几辆车，带着棍棒与砍刀。罗阿姨女儿看到这一幕，通知了张胜利。张胜利立刻赶赴现场，以一个曾经“街头青年”的余威，呵斥驱散了年轻的“混混”们。但事后，他劝罗阿姨以后少管这种事。“他怕伤到我们，其实是善良的。”罗阿姨说。 年轻时，张胜利吃过这种拿刀带棍的苦头。上世纪80年代一次街头群架后，他被判入狱，耽误数年光阴。2001年经人介绍结婚，生下女儿张若菲。此后不久，张胜利被下岗分流，夫妻感情破裂，最终在张若菲7岁那年离婚。前妻远走江苏，张胜利和女儿一起生活。 **对这个42岁才有的女儿，张胜利有着近乎偏执的爱，尽力满足她的需要，甚至女儿的朋友没钱时都会想起他，给他打电话要钱。**张胜利就骑车送40〜50元给她们，让她们拿去吃饭、喝奶茶、去网吧。张若菲要上中学时，按学区划分，本是要到“上面”去念书。张胜利觉得离家太远，舍不得。他跑到附近的洪桥中学，问校长能否接受女儿。被拒绝后，张胜利在办公室赖着不走，躺着睡下。两小时后，校长认输了。 **但女儿真的需要什么？如何爱她才是对她的成长有利的？张胜利也想不清楚。他说自己不太会带孩子，“年龄差距太大”，而且自己很忙，精力有限。**下岗后，他做过零工，摆过地摊，送过快递，早出晚归是常态，很多时候都将女儿交给姐姐或邻居照看。**女儿一旦有什么过错，他最常用的教育手段就是打骂。**小时候张若菲和其他孩子嬉戏打闹、弄得一身泥土回家，他都会打，“一天换好几套衣服，把我弄得很烦，男的又没女的那么细”。 **对于张若菲初中时展现出的叛逆和夜不归宿，张胜利能想到的办法除了转学，最多还是打骂。女儿一旦离家不回，他会花大价钱找女儿，为了问到女儿的位置给她的朋友们发红包。**他说自己这些年光是找女儿就花了两三万元，最多的一次，他花了2000块跟一个“混混”的大哥买到女儿的位置。找到女儿后，他要么冲上去两个耳光，要么带回家后关起门打，相熟的邻居们都拦不住。为防止女儿再度离家，张胜利甚至动用过铁链与手铐脚链，将女儿锁在家中。 “女孩学坏是最可怕的。”张胜利说，“男孩子可以回头，女孩子终究都是要嫁人的。”铁路村附近曾有一个女人，上世纪80年代求爱失败后炸了对方的房子，不仅自己入狱，而且容颜尽毁，“好难看，没人要”，一生就算完了。张胜利怕女儿重蹈这样的覆辙，而作为曾经的“街头青年”，他知道城里有多少针对女孩的危险。在铁路沿线和女儿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价格低廉的性服务，主体是中年妇女，30〜80元/次；案发前新城的KTV里，则更多是年轻女孩们混迹的主场。即使未满18岁，也能在当地酒店开房入住，人数不限。张胜利对此很焦虑。找女儿时，他屡屡跟酒店前台吵架冲突，质问他们为何收留未成年人。 张胜利家附近的铁路沿线如今人来人往，不时有皮条客去招揽过路人 **张胜利觉得，对于女儿的变化，自己婚姻破裂肯定有责任，但女儿也是被人带坏的。**听说女儿在外面有了“混混”男友后，他冲到对方的乡下老家兴师问罪，对方家人不买账，说了些难听的话。张胜利一怒之下冲到厨房，拿出两把菜刀，递出一把，“不服我们来互砍，砍死了谁都不负责”。听说女儿男友可能“涉毒”，还打过女儿，他从家里拿上铁链，骑车奔向对方所在的地方，“要搞死他”，吓得男友立马跑路。 朋友 **笨拙、暴力的“保护”，却让张若菲离父亲越来越远。在父亲的强硬面前，她极少服软。**一位曾亲眼见过张胜利打女儿的邻居说，张胜利动起手来手脚并用，下手挺重，张若菲却一声不吭，“不哭也不叫”。她宁愿忍受肉体的疼痛，也绝不愿向父亲示弱。当她在外面遇到麻烦时，她也宁可找自己的朋友解决。在这个县城里，还有不少像她一样家庭破碎、孤独愤怒的青少年，期望和同龄人抱团，获得家庭里缺少的爱和温暖。 苏畅是张若菲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两家住得近，常一起约着上学。苏畅来自祁东县下面的一个乡镇，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母早前在外打工，她和妹妹从小跟奶奶生活。苏母回忆，小时候的苏畅懂事听话，奶奶买菜回家，她老远就跑去主动接。2018年末，苏母因要生第三胎儿子，回到祁东。但那时候，苏畅已经不怎么愿意和她说话了，后来也开始彻夜不归。她记得苏畅问过她：“你不是说不生了吗，为什么还生？” 苏母今年36岁，说话轻言细语，透着无奈和懊丧，苏畅已经几个月不接她电话了。为了孩子上学，他们租住在洪桥中学附近的一栋老楼里，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租金5000元/年。周末一个下午，房间里昏暗无光，陈列着老旧的家具。苏畅妹妹在一盏昏黄的日光灯下写着作业。儿童玩具、小推车散落在客厅角落。 为了不让女儿学坏，苏母回乡后，试着去找过女儿，还曾每日往返学校接送。但小儿子出生前后，她要频繁往返医院，再无力兼顾，家里经济也变得拮据。并且偌大县城，对来自乡镇、之前常年在沿海务工的她来说还很陌生。初三时苏畅决定辍学，加入了张若菲的“姐妹团”。苏母也没有办法，曾经有一次她试着把苏畅锁在家里，但沉默的女儿罕见地以跳楼相逼，最终只能放她出去，“管不了了”。 刘茉芷是后来加入的。她说自己小时候跟在上海打工的父母生活，10岁那年回乡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她还有一个亲哥哥，兄妹俩感情淡漠，很少交流。家里重男轻女，奶奶对她很不好，不让她见外婆，还会扔掉妈妈寄回的东西，她跟奶奶吵架，天天哭闹。妈妈知道后从上海赶回，落脚在老城卖鞋，但也没能挽救她之后的辍学。 还有胡雅倩，与张若菲同级。她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家中三个女孩，都由母亲一人拉扯。母亲在美容院上班，时常晚归。张胜利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胡雅倩非常不愿回家，甚至过年过节也是。2019年春节，恰逢张若菲母亲回乡，张若菲就带着胡雅倩悄悄跑到在农村的外公家过年。待张胜利找来，胡雅倩仍不愿离去，在父女俩身后小心翼翼地跟着。他们回家没多久，胡雅倩就又来找张若菲了。 **一开始，张胜利对这些女孩并没有反感。**和妻子离婚后，他一个人上班早出晚归，加上年轻时混社会的习气，自己也很爱玩。他的微信名是“老顽童”，喜欢旅游、打牌和唱KTV，应酬颇多。每隔几月，他就会报老年团，跟着一群人出门，甚至今年也不例外。“疫情期间团费更便宜，几百块钱一个人，包机票，还能玩六七天。”张胜利说。他去过广州、上海、桂林、九寨沟等大大小小的城市，朋友圈里分享的大多是旅游照片和摄影技巧的文章。 2014年后，张胜利自学了乐器，加入了一只殡葬服务队，负责吹大号，一天200元，有时要下到乡镇，更加早出晚归。对这些常常出入自己家中甚至留宿的女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跟女儿不好沟通，同学能来多陪陪她也好”。他记得有一次，自己深夜回家，弄出了声响。女孩们悄悄躲进厕所。待张胜利发现时，三位女孩都在厕所睡着了，地上铺着简易的垫子。张胜利看到后很是心酸，叫醒了她们，让她们回卧室继续睡。 **但唯独对胡雅倩，张胜利保有高度警惕。**几个初中时常和张若菲来往的女孩中，胡雅倩辍学最早，去县城酒吧做陪酒，跟社会青年有交往。张胜利看到她来家里就会吊脸子，甚至动手轰她走，但“怎么骂都骂不走”。张胜利说，胡雅倩照样和女儿来往，并在2019年春节后，将女儿带入了祁东的夜场，挣陪酒费。...

“观点摘要” 我能容忍自己所在的新闻机构因为自身安全压力放弃我的稿件，但不能容忍的是利用我的工作与内幕的相关方进行交易。 做记者，支持系统很重要。一个是业务上的支持系统，另一个就是专业知识、社交网络等支持系统，还有采编系统的支持。如果支持系统被破坏，肯定无所作为。 寻求“利己”与“利他”的平衡 张志安(以下简称“张”)：有些人认为，做调查报道的记者，性格因素很重要，比如勇气、执着，是不是有这样的“先天禀赋”? 杨海鹏(以下简称“杨”)：我们这个行当有太多的舶来称谓：“扒粪者”、“调查记者”、“新闻英雄”、“深度报道记者”等等。好像洋概念传入中国后，都有些走样儿。像我知道的一个已经命赴黄泉的“黑社会”老大，生前被他们的市委书记称为“台州的比尔·盖茨”。不少股市上的骗子，也被人称为“中国的索罗斯”。 我想，最好有个约定，我们谈论的所谓调查记者，特指“扒粪者”或者“丑闻揭露者”。而真正意义上的调查记者是新闻职业化的产物，新闻权利有充分的法律保障，新闻机构是站在社会立场，为公众提供资讯的专业信息商，在国外这种新闻机构也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一直在想“我是谁”，但坦率地说，我们不是外来概念中的那种“调查记者”，就是记者，虽然我们与外国同行似乎从事着同样的工作。我总觉得与大家概念中的“标杆人物”有游离感。他们有的真是“新闻英雄”，我不想沾光，自知只是一个与“粪”打交道的“时传祥”。王克勤可以把我划进圈子，但我知道我们间的区别。很多人甚至包括同行，都把“标杆人物”的一些品质当作整个行当的品质，把他们的性格当作行业的性格。 这存在一种危险：你一旦用这种品质和性格去要求所有同行时，我们只有自惭形秽，道德门槛那么高，只好把饭碗上交。我们称医生为“白衣天使”，把教师叫“灵魂工程师”，但现在，他们倒是成了最让人诟病的职业人群。“标杆人物”成了行业的象征，投射于公众中的行业形象有诱骗性。 张：你说的“投射于公众中的行业形象有诱骗性”是什么含义?既然你承认人人有自利性，如何解释这个行当存在“新闻英雄”? 杨：我觉得王克勤这样的“新闻英雄”，他的新闻行为有很强的公益性，对一个真正的职业记者来说，也许是一种“越位”。我想这种“越位”，外因主要是来自制度的缺陷，迫使个人承担着自己所不能承担的责任。 我一直在寻求“利他”和“利己”之间的平衡。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做不到像他们那样，放弃自己，像王克勤与出租司机、喻尘与艾滋病人一样形成“命运共同体”。正如一位著名的“英雄记者”指责我的那样，他用的词是“上海市侩”——我的确有这一面，只是他用词有些过火。与他们相比，我也许更接近理想的市场人，合理利己，不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失控，在工作中找到快乐感，也是我对这个职业的要求，但这也很难。 我相信人的自利理性，也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悲悯精神。 我既希望自己通过工作获得高收入和职业声望，也一直警惕自己不要迎合蒙受伤害的人对我的过高期待，以致让自己陷于麻烦之中。我一直在矛盾的心情下作业，感受可能深一点。 在我的职业作业中，更多的时间考虑的是风险能否控制，我的操作是否安全，我的选择像是体操运动员为落地稳可能选择减少前面动作的难度。在操守方面，我有个玩世不恭的口号：“争取模范遵守《小学生守则》”。现在的社会，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是英雄了。我只是争取。我能容忍自己所在的新闻机构因为自身安全压力放弃我的稿件，但不能容忍的是利用我的工作与内幕的相关方进行交易。 忠于职守甚至坚守底线，就不简单了 张：当别人要求你的援助，而你出于自利不能满足时，是不是很痛苦?有没有一些调查，你放弃了但事后又后悔了? 杨：是这样。但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只有那些抱有过高期望的人才遗憾。 张：学界不断在强调和倡导这些东西，比如调查记者相对于常人的勇敢、执着、正义感，放到现实中或许的确太理想化。你认为这些是“行业神话”? 杨：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堂吉诃德那种游侠的时代，而是职业人的时代，忠于职守，甚至坚守底线，我觉得就不简单了。比如李金华和钟南山引起的公众关注，大家当时为他们担心，但我觉得他们做的只是他们职业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如何解释他们获得了那么高的声誉?这说明，他们所为和所处的环境反差大，众人诺诺，一士谔谔，就显出来了。我们的环境有问题，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 怎么理解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倾向?可以把这当作一个处在焦虑状态的人所做的一种求得心理平衡的体操。我见过许多手无缚鸡之力、柔弱异常、实际生活中也许经常多愁善感的女子，一下子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高耀洁、刘姝威是不是这样?人人都有被认可的愿望，处在高风险作业中的人，被认可的愿望更强烈一些。风险投资商自我认可的标尺是金钱，调查记者更多的是荣誉。当然，有时甚至出现自我膨胀。“水门事件”两记者中，其中一个在功成名就后，就出现过这种状态。盛名如山，心理上扛不住。我们也都是肉胎凡骨，要控制自己的悲观，又不能忘乎所以。 既自大又自卑，既强大又弱小，既有力又无力，这些矛盾状态放在一个人身上，你想是什么结果?在这个失序的年代，身处一个失序的行业，转轨时期，内内外外，工作生活，让人焦虑的事情多，一些习惯性的焦虑，甚至偶尔的情绪失控，在我们身上出现的机会可能更大一些。套用何祚庥先生评论矿难的那句有名的话：活该我们在这个失序的世界里最没有秩序的暗角作业。 我们就像走钢丝，比把握风向、绳索和平衡竿更难的，是把握自己的心理平衡。也许我不是把握得很好的，所以从钢丝上掉下来了。 够不着“事实真相”时，写一个字都会怕 张：说说你自己的新闻操作方式吧。你在司法腐败调查方面，更有心得吧? 杨：我司法腐败调查做得多，自己也在政法部门工作过4年，常年与法官、警察、律师、学者甚至各色犯罪人等打交道，自觉与几个熟悉的做司法领域调查的记者差异很大。 采访是为获得真实情况，你分寸拿捏得好，说的是行内话，相对容易获得内部人的信任，他们预估出与你合作的风险，你得到更多的合作。有一位知名的记者说，他很多次把记者证拍到桌子上，威胁警察。我做不到。再难，我也不会采取这种方式。如果对方没有问题，你这是羞辱别人;一旦对方有问题，一时情绪失控，后果难料。 我的采访作业，时间消耗比较长，别人找一个证据，我可能找三个证据证明同一个事实。而对此，报社愿不愿意下本钱很重要。有的时候，这种方式对那些“粪”的主人——腐败的官员有一定欺骗性。我见他也许是最后一道程序，我给他错觉，让他觉得很多事情我还搞不清楚，留给他找关系干预的时间。 所谓高风险作业，就是你做得再好，总有些风险你没有办法预见。对司法调查，我风险控制得很好，因为知己知彼。在搞一些著名产品的商业欺诈调查时，心态就没有前者放松。因为我拖时间，报社的编辑有时忍不住骂：“你小子也是一条好汉，怎么那么没有胆量!” 我碰到不少《南方周末》的FANS，是希望办类似报纸的晚辈，令我惊惧的是，不仅《南方周末》，甚至我们这些人，也被“视觉还原”成一群游侠。 在他们面前我一直大声说自己胆小。因为这是一个职业，是一个技术活儿，我认为自己的本事够不着有效的所谓“事实真相”时，写一个字都会怕。 张：法院工作的经历和知识结构，是不是对你帮助很大?尤其是做调查。 杨：对我个人的性格，十多年前离开法院时，一个大姐评价说：“你很早熟，也很不成熟。看问题时，有的时候像是80岁;但你说出来，就只有18岁。”另一位很亲近的领导为我好，对我说：“小杨，你什么都好，但在我们机关工作，管不好自己的嘴，要闯大祸的。”没有几年，他倒是闯祸了，经济犯罪。 我的性格不是很适合机关。我仰慕古代的史家，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前的那种。自司马迁被阉以后，好像有这种“知识者的天真”的史家不很多。从少年时代开始，我一直喜欢历史和考古，到现在还看这方面的书和专业杂志。在法院工作4年，使我获得法律和社会的知识，同时也对政法机关的生态、运作，有了较深的体验。它们与新闻调查都是在做“真相还原”的工作，而且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可说是一种经验科学。从这种经历学到的东西，被我用到以后的新闻调查中。 张：入行的老师很重要吧? 杨：我做调查类新闻的第一个老师，是现在已经离开新闻界的嵇晓雄。 我最早服务于上海的《青年报》，他在中新社，在我们那里兼职。他弄了一些西方的调查新闻文本，与我们一起研究探讨，让我们开眼，觉得做这种记者才叫牛。他编辑一个调查版面，自己也做操作示范，他是学社会学的，用的方法可能是“田野调查法”。数据、事例，包括亲身经历，文本上现在看来很烦琐。比如，调查上海的生活垃圾构成，他自己跑到不同的社区，翻人家的垃圾取样。我记得他当时最令人激动的发现是，住着很多名作家的文艺大楼，写了字的废纸的构成，比工人区还要低。 当时股市第一次暴跌，很多人自杀，上海人把自杀叫“跳黄浦”，他花了几个月时间，翻了四十年来的档案，与几代水上警察交谈，又找自杀获救的人，写了几万字的稿子。新闻标题是《谁在跳黄浦——四十年来黄浦江自杀事件调查分析》，想分多次刊登，第一期出来后，卖得很火，上面就喊停了。 当时的新闻圈是“一流记者炒股票，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写外稿，四流记者写本报，实习生写头条”。我们这些“傻冒记者”，练起了“调查报道”。师傅搞社会问题调查，我就搞司法调查和维权报道。 我想我是一个狙击手，考虑更多的是确定目标，防止误伤，精确打击，安全撤退。在我们的行当，仅仅有说出事实的能力远远不够，你还要防备“后遗症”，比如对方的纠缠。你必须在调查过程中准备这个后手，否则，被纠缠个一年半载，你就无法进行正常工作。 我的新闻作业习惯，都在那时形成。一是不怕烦，采访像嵇师傅一样耐心;二是怕死，安全上稿，上了不要领导给你揩屁股。 张：你曾经说，做记者需要有个支持系统，是不是也包括家人的这种支持? 杨：调查记者这个行当，作业风险事先很难预估。虽然没有矿工那样的伤亡率，但有时没有准备就介入一个调查，心理上会感觉不安，与钻进一个缺少安全设施的小煤窑一样。所以，各种支持系统很重要，就像矿上的安全系统。 一个是业务上的支持系统，报社编辑部对你的信任和支持;另一个就是你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社交网络等支持系统。它们可以成为你掘进时的“承重墙”。当然，这里也应该包括家人，应该让他们对你的职业的风险性有个客观的认识，而不应该只让他们看到这个职业的那一点点“荣光”。这方面，我没有那么多理想主义，一直力求职业与生活角色之间的平衡。 你改变不了现状，但必须考虑能否持续下去，生活上是否不受大的影响。如果支持系统匮乏，肯定无所作为。我在职业生涯第四年的时候，也放弃过，去上海的《申江服务导报》写那种很软的特稿，也干得很开心。人家说你这个“头牌武生”怎么唱起“花旦”了。但我觉得唱“花旦”也没有什么不好。除了娱乐记者，别的我都有尝试一下的想法。谁都不喜欢恐惧和绝望，但做调查记者要时时面对。 现在的调查记者，来自新闻单位内部的系统风险，比十几年前大了很多。在资本进入后，“上面的指导”也在增强，没有减弱的迹象。编辑部很难抗拒资本的力量，我们也缺乏抗拒这种力量的法律环境和制度保障，没有一个强大的行业传统和知识传统支持这种抗拒。对报社的系统风险控制也一样，要有效防范自己的调查记者借此谋利。 做一线调查越久，越不敢轻易发言 张：总体上讲，你觉得调查记者面临的大环境怎么样? 杨：改革开放迄今，许多领域，经济权力几乎无孔不入，而政府权力仍旧是“法力无边”。这种困难不止是来自舆论管理控制，还来自调查真相的人们自身，分析工具分析手段匮乏，知识界与利益集团之间关系暧昧，也提供不了有力有用的智力支援。各个利益集团诉求不一，新闻人很难有个独立的立场。 做一线调查越久，越不敢轻易发言。张口就错，不如多走多看。 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复杂。人类所有时代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处在一个共时的空间里，里面还有彼此冲突产生的问题。你身边就可能有人穿着西装，说着现代语言，但思想停留在青铜器时代。至少，我的身边有许多“穿西装背着笔记本电脑的海瑞”。 中国调查新闻的“自然资源”量多质好，但保护得更好。对调查记者而言，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掘进的安全保障，滥采滥伐也比较普遍。多数记者，“是农民工还是国企员工”的身份还没有解决，义务是国企员工的，保障是农民工的。 张：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做出一个合格的调查，比西方同行难度大? 杨：我们是一个低信用社会，有限的数据信息来自政府，不完整，也不准确，其他的信息就更不用说。所以，做新闻调查，在信息相对公开的高信用社会，难度稍小;而对我们来说，是荆棘遍布。 如果比作盖房子，人家有砖，质量可以信赖，砖的地位相当于非决定性的证据，但它们的整体，对你描述整个事件有用，在“高信用社会”这些砖很容易得到，比如公司的纳税资料等。但我们要一块块地去找砖，同时这些砖很可能表面很好，但实际是一些烂砖。这种情况下要盖同样的房子，时间精力的耗费比前者大得多。 摆脱阻挠、还原真相，是最基本的技术 张：调查记者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除了一些权力部门的控制、商业机构的阻挠之外，跟消息源本身的模糊或被遮蔽也很有关系，尤其是那些本来就不真实的消息来源。 杨：你拿到的信息肯定经过筛选了，不完整，甚至伪装。到你这里举报的人，也肯定有他的立场，有他对事实认识的局限，有时报料人甚至想控制你。报料人，可能是弱势的上访者，可能是机构、政府官员，如果你以报料人的立场为立场，以他提供的事实为事实，你的工作恐怕没有价值，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与刑事侦查、考古一样，大家都有一种逼近真相的技术。刑事侦查的结果，要过法庭抗辩这一关;考古结论要经过学术辩论的考验。新闻调查的结果也一样，要经过证实或证伪。坦率地说，现在我们的新闻调查还缺少一种严格的技术规范，舆论权也没有健全的司法保障，而这是技术规范形成的一个前提。 我们处在一个失范的社会，新闻业也是一个失范的行业。如果存在技术规范的话，也不统一。像《财经》和《南方周末》体现出来的规范，相对严格一些。即便如此，面临诉讼、司法制度局限或缺陷时，即便按最苛刻的标准通过的严谨报道，都很有可能败诉。尤其在你伤及地方实力人物或相关利益方的时候，败诉几率非常高。有些地方部门对司法的影响力很大，我在法院工作多年，很清楚，现在的情形比十年前更严重。 摆脱阻挠、还原真相，是技术问题，也是调查者最基本的技术。我觉得很难的是摆脱“信源”或者“报料人”的控制和纠缠。我的基本原则是：一、对报料欢迎;二、希望告诉我你知道的全部;三、做不做由报社决定;四、怎么做是我的事。当然，我绝对不会收取利益。我喜欢很单纯的关系，这样使我很放松。 我更倾向于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少做一些比较宏观的东西，以微见著、个案优先。我很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突破采访技术条件的限制，最多的就是自己加大采访量，同样一个事实，别人采访两个人，我采访四个人、五个人。我认为自己像练体操的，不是动作难度最大的，但是落地最稳的之一，追求的是很好的控制力。 张：写报道的时候，你想把已经挖掘得比较充分的事件，编织到一个更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背景当中去。 杨：有远景，有近景，能够整体看事情，又非常好读。相对来说，上世纪90年代的人看宏观的东西有问题，80年代的人好一些，但他们的局限是只有宏观、没有微观，他们都是理论家出身、报告文学家出身。像钱钢做的留美幼童的报道，我认为流传时间可能更长些，没有他那代人的宏大叙事、大特写、大写意，只有像苏州“闺门绣”那样细密的针法，这种返璞归真的东西很耐读。 研究一个地方总先研究县志 张：我听说，你采访一个人物，很重视他所处地域的文化背景。是不是文化有助于你更多地去理解他? 杨：对，人是环境的产物嘛，这个肯定要去研究。我研究一个地方总是要先研究这个地方的县志。如果到浙江采访，就得了解浙江的整体情况。比如说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浙江的县长、县委书记很多都是山东人，南下的干部;后来的是山东人和浙江人的后代。80年代，省委常委开会，甚至还是说山东话。他们的状态不一样，北京对他们有比较大的吸引力，而且他们有自己的联络图和关系网。但是，浙江土生土长的老板就觉得北京很远，有文化隔离感，他们身上有非常区域化的色彩。这是社会的真相，大家或者都不知道，或者不去谈。 张：新闻调查的过程就是逼近真相的过程，根据你自己的遭遇，调查中最难的是被调查对象的抗拒吗? 杨：这个倒没有。最大的困难是做一些案子的报道，举报方和被举报方都有问题，形成彼此的利益链，变成官员和官员之间的对抗。碰到这种情况，记者很容易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对我们来说关键是搞清楚事实真相。 我采访时一般很平稳，与调查对象有说有笑。不明白的人，会误认为我和他们是熟人。我不希望与采访对象间有一种很强的对抗的感觉。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证实的渠道很多。有时我会很耐心地听他们说谎。而在我的文章中，他们会为自己的不诚实付出代价。 张：你以前做的不少报道都涉及司法腐败的东西，遇到线索你判断要不要做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撰文｜中国数字时代特约记者 Jo 本文转自CDT，更多信息建议收听不明白播客第218期的内容。 编辑按： 中国数字时代特约记者 Jo 通过长达六个月的潜伏调查，揭露了在加密通讯平台 Telegram 上长期隐匿的简体中文恋童癖群组生态。据初步统计，仅核心群组的常驻成员就已超过四万人。本文基于 Jo 在多个群组中收集的聊天记录、群组结构信息以及内部交流证据，呈现这一地下网络的运作方式、成员构成与技术规避机制。 内容警告：本文为深度调查报道，涉及对未成年人系统性性剥削、儿童性虐待材料(CSAM)流转网络，以及相关犯罪策划细节的描述与引用。文中所引聊天记录、群组截图及成员自述，可能引发强烈的不适、愤怒、悲痛或心理创伤反应。 出于报道伦理，记者已对截图中的视觉内容进行必要的模糊处理，并刻意省略可被复现的接触儿童的具体操作步骤、活跃的群组邀请链接与解码机器人完整地址。即便如此，文中保留的文字证据仍可能令部分读者感到难以承受。 若您本人或亲近的人曾是儿童期性侵害的幸存者，或当下正处于相关创伤的恢复过程之中，请审慎评估是否继续阅读，并在需要时联系专业心理援助机构。 本文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读。 引言：一封投稿，六个月的潜伏 2025 年底，中国数字时代编辑部收到一则来自读者的投稿，称在 Telegram 电报群组中长期存在着大量以简体中文为交流语言的恋童癖群组。这条线索随后被转交至我手中。它促使我启动了一项为期半年的潜伏调查。 调查过程中，我先后进入数十个相关群组，系统记录其群规、成员行为模式、内容传播链条与盈利模式。我发现，这一生态并非零散的、低活跃度的边缘存在。它结构清晰，分工明确，成员体量庞大，技术规避手段成熟。它利用 Telegram 的匿名性、跨境性以及对内容审查的弱执行，在公众视野之外建立起一个事实上脱离任何司法管辖的内容封闭生态。 本文呈现的所有证据均来源于我在调查期间的实时记录。为保护未成年受害者，所有截图均经过必要处理；为避免对群组形成"导流"效应，活跃的邀请链接、解码机器人完整地址，以及具体的可追溯账号细节已被隐去。 速写：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 在进入具体的章节之前，有必要先为这个网络勾勒一幅大致的轮廓。 他们密密麻麻地遍布在简体中文 Telegram 的各个角落，来自中国的天南海北。他们的自我介绍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集中于"社会边缘人"。从聊天记录中可以辨识出的身份包括早教老师、幼儿园教师、护士、儿科相关从业者，也包括父亲、叔叔、舅舅、哥哥、家教，以及大学生、研究生、外企与互联网公司的职员、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对儿童具有合法接近权限的角色。 他们彼此之间分享一整套相当成熟的技术规避知识库。从如何使用境外接码平台注册非中国手机号的 Telegram 账号，到选择哪一款 VPN 在国内具有较高的抗封锁稳定性；从如何通过 OTC 渠道购入少量 USDT 以便在群内进行资源交易，到如何使用一次性邮箱与虚拟身份完成 Telegram Premium 订阅；从如何在 iCloud、Google Drive 与 Telegram 机器人之间建立加密的备份链，到如何定期清理设备本地痕迹以应对入境海关与日常工作场景的检查。这些知识在群组内部以"新人指引"、“避雷帖"等形式被反复整理与更新，形成了一套事实上的"准入教程”。 他们的群组并非松散的兴趣聚集，而是按目标儿童的年龄、性别、获取途径乃至偏好类型被精细切分。多个子群之间通过"防失联机器人"相互导流，群组被封禁后能够在数小时内完成重建并通知原有成员。资源以代码而非媒体本身的形式在公开聊天中流通，使常规的内容审查工具难以识别其性质。在这个生态中，每一个使用者既是消费者，也常常是上传者；既是被服务者，也是新成员的引导者。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个网络的成员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并不缺乏认知。他们清楚自己身处中国大陆，清楚一旦被锁定将面临何种法律后果，因此他们发展出了一套相当系统的自我约束规则。本文的第一章，正是从这套规则中最为荒诞的一条开始：莫谈国事。 一、「莫谈国事」：一群恋童癖的政治正确 在中国数字时代长期记录的中国互联网话语谱系中，“莫谈国事"是一句具有强烈历史与现实重量的话。它最早出现在民国时期的茶馆告示牌上，今天则以各种变体活跃于微博、微信、豆瓣的自我审查实践中。然而我并未预料到，这四个字会以如此完整的形态，被誊抄在一群简体中文恋童癖的 Telegram 群规上。 调查涉及的群组成员绝大多数身处中国大陆，他们必须通过 VPN 等工具翻墙才能接入 Telegram。在中国法律下，无论是访问境外加密平台、还是制作传播涉及未成年人的色情内容，都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在这种已然全面违法的前提下，群组成员奉行的自我辩护逻辑显得格外耐人寻味：他们承认自己"爱好特殊”，但拒绝被归类为"变态"；他们坦然交流如何接近留守儿童的具体方法，却对群内偶尔冒出的政治评论如临大敌。 群组成员之间互相提醒避免讨论政治议题，担忧引发更高级别的关注与执法风险。一名成员表示「炸的每天都没有打开 tg 的欲望了」，反映出该群组对 Telegram 近期账号封禁动态的高度警觉。被群友劝阻者随后回应「随口一说，求求不要继续讨论，不要涉及政治，我们只是涉黄」。 「我们只是涉黄」，这是这场对话中最具症候性的一句。它意味着在群组成员的内部认知里，存在一个清晰的违法等级序列：传播未成年人色情内容是可以接受的违法，而"建政"——讨论政治——则是一种应当被坚决回避的、更高级别的违法。这种倒置的风险排序，本身就是中国互联网治理生态的一面镜子。 这种政治回避并非偶然态度，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群体策略。在另一个群组中，管理员公开提醒群友警惕外国关注者的存在。 名为「五更瑠璃の讨论群 01」的群组(1,876 位成员)中，成员讨论境外女权团体与外国人对该群体的关注。一名成员明确指出「虽然 fba(FBI)管不着咱，但是万一通过中国警方呢，到时候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反映其对中国与境外执法可能合作的明确戒备。 “fba 管不着咱，但是万一通过中国警方呢”，这句话直白地呈现出该群体的风险计算逻辑：他们并不惧怕美国联邦调查局，因为后者不具备对中国大陆境内人员的直接执法能力；他们真正担忧的是境外女权组织、外国研究者或国际刑警可能将相关线索移交给中国公安部门，从而引发跨境合作执法。在他们的世界里，“中国警方"才是终极的边界，而非"国际法"或"儿童权利”。 这一风险计算方式在群规中被进一步制度化。规模较大的群组普遍设有严苛的群公告，禁止成员讨论时政、转发境外组织信息或发布所谓"带节奏"的内容。...

我的外婆没有名字，她的身份证上写的是吴张氏，邻居们都叫她张大姐。但，我的奶奶有名字，她身份证上写的是“*梅生”，我猜她出生的时候应该是个春天或者冬天。 2026年9月14日早上，我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奶奶刚刚过世了，让我回老家奔丧。我说知道了，就挂了电话。我安排了一下手里的事，9月16日从北京开车用了8个小时才回到村里，我爸见面就埋怨说，你在泰国的堂哥昨天就回来了，大家都见了你奶奶最后一面，就你没见到。谁让你们这么急火化掉她呢？一个打小就不疼爱我的奶奶，见不见她的尸首又如何？ 春节前父亲电话里催逼我回家的说辞是，你不回来（过年）可能就见不上你奶奶了。只是最近两年她耳朵变得聋了，需要在她耳朵边使劲喊才能和她沟通。今年我回老家时去看了一眼奶奶，4月末天气早晚还有些凉爽，我给她带了些北京稻香村的糕点，她躺在床上端详了半天才认出我是谁。继而双手直拍大腿说，你知道你多大了吗？你家就你自己（一个男孩），你这都过了生孩子的年龄了啊！哎呀~怎么办呢……我只有尴尬地笑笑。 奶奶的娘家在廿十里外的镇上（后来才知道那是当年的县城所在地），我猜大概是个小康之家。因为她嫁给了大她12岁的我爷爷——解放军的一位营长。从我了解的近代史来臆断，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这桩婚姻怕是有某种交换，因为儿时最喜欢过春节大人带着去走亲戚——就有好饭菜吃，但我小时候奶奶娘家的人从没来过我家。记忆里我家的人只在我小学快毕业的某年春节去过一次，似乎没吃饭就回去了。我小学的时候村里一个旁支的叔叔家买了一辆飞彩牌柴油农用三轮车——启动的时候需要两个成年男子用摇把使劲搂几下才能突突突地打着火，村里亲近的同宗春节时常一起挤他家的车去走亲戚。因为天冷，坐在后车斗里即便盖着一床棉被还是会冻得瑟瑟发抖。我清晰地记得小学时有两年春节我们几家人一起坐叔叔家的飞彩牌三轮车去廿十里外的远门亲戚家拜年，但是从没有去过奶奶的娘家。 我儿时外曾祖父尚在人间，但已是百岁老人，奶奶有个亲姐妹——姨祖母在我们隔壁村，外曾祖父便在我们村和隔壁村轮换着住。外曾祖父常年戴着一顶解放帽，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我不太确定他胸前的口袋上有没有插着一支钢笔。外曾祖父的胡子和眉毛又白又长，拄着一根拐杖在村口小学的大路上走来走去，我上学或者放学的时候遇到他，经常会有一块糖吃。 那会小，不确定当年人老了住女儿家是不是常态，因为外婆家也住着外婆的妈妈和外公的妈妈——我都管叫她们太姥姥。外婆家的厨房里常年放着一口棺材，和柴火一起横在灶门正对着的墙根，先是外婆的妈妈去世用掉了，不久又置办了一口新的棺材，又过了两年外公的妈妈去世也用掉了。再后来外婆家厨房就没出现过棺材了，直到他们都过世。 关于爷爷当兵的事，后辈几乎一无所知，也没人对这件事有任何兴趣，当然没人知道爷爷所属部队的番号、他的军衔和曾经的战斗事迹。爷爷弟兄五个他排行老三，据最小的五爷爷说，我爷爷当年是东风营的营长，打仗的时候趴雪窝里冻瞎了眼睛。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爸还没结婚，我记事的时候家里只有一张他的遗照和一枚他的印章。我影影绰绰地记得，当年还有军用吉普车来我家慰问过我奶奶，我爸兄弟三人也只有二伯去当过兵，后来也复员回家了。 奶奶去世后，从遗物里翻出一本疑似爷爷的退伍证。之所以说是疑似，因为照片根本不是他本人，退伍证的信息也多错漏，至少他去世的时间是错的——如果他是1986年病故的话，见过爷爷的孙子就不可能只有大堂兄。至于他当年的所属部队番号和军衔，更是无从考证。从爷爷留存的遗照装容看，他应该隶属于海军，至于那个东风营营长的头衔，从五爷爷到堂兄都这么说，但没人说过是怎么回事。 爷爷去世后奶奶便开始守寡，直至去世。从我记事的时候奶奶一条腿就瘸了，病因大概是股骨头坏死。后来大伯似乎也有类似的病症，只是并不严重。大伯去世前的某年春节，曾召集家庭所有男丁吃年夜饭，席间表示有话要向我们堂兄弟几人交代，但最终也不过是说了几句大饥荒时村里这个奶奶、那个奶奶受不了挨饿的日子，撇下她们的家或改嫁或出走。而我奶奶一手拉着11岁的大伯、一手拉着8岁的二伯和5岁的我爸，愣是没走，所以我奶奶功劳最大。言外之意，过去几十年没有带好这个大家庭的责任，以及奶奶的乖戾都可以原谅，也应该原谅。 奶奶从小并不疼爱我，大抵是她不缺孙子的缘故，我爸兄弟三人生了我们五个堂兄弟。非但不疼爱我，甚至还凌虐我。我妈当年控诉她的“罪证”有二，其一是院子里有两株香椿树，春天掰下来的嫩香椿芽换了钱，我奶奶全部收缴后自己买零食吃，而嗷嗷待哺的我亟奶粉钱她却一分钱不给；其二是农忙时节我无人照看，父母去地里干农活前把我框在一把放倒的单靠椅里，院里圈养的猪不知怎么跑了出来，把框在椅子里的我拱倒在地，我奶奶既不去赶猪、也不扶我起来。至于她们婆媳之间、妯娌之间的龃龉、谩骂，随着各家慢慢迁出老宅才渐渐平息。小时候受母亲怨愤的影响，我和妹妹一度把奶奶称为梅超风（电视里最坏的坏人）。 我想，奶奶一辈子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方圆廿十公里，尤其是早年各种信息闭塞、交通工具落后、道路崎岖泥泞。至于她的死因大概也无人追问，农村人只会用一个“老了”含糊作答，就像她潦草的一生。奶奶的葬礼和大伯的一样，按照农村的习俗称之为大办了。因为奶奶没有女儿，所以葬礼不会有出大钱的苦主（当地习俗，凡有白事，作为主家的儿子发帖，出嫁的女儿要奉最多的礼金），至于为何如此，也许只有二伯和父亲知道。虽然政府强制推行火化很多年了，但绝大部分农村人仍不愿死去之后一把火烧成灰。所以，你既可以偷偷把人埋掉，也可以花点钱疏通一下、买一个火葬证，再光明正大地操办葬礼。 奶奶的棺木停放在她生前居住的小屋，房间立刻变得局促。二伯和父亲跪坐在里面守灵，他们的堂兄弟们只能和我们这些子侄辈跪在屋外的灵棚。我的堂叔伯有十五六个之多，但这次跪坐在灵棚里的只有六七个，他们中绝大多数我很少见过，只有翻家谱和祖辈有老人过世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这是一个大家族——目前仅存的一位祖辈便是最小的堂奶奶了。在这种场合，堂叔伯们自然对我的“个人问题”一通挞伐。 家族的墓地位于同村一位叔叔的田里，多年来农村人渐渐不再种粮，要么栽种大樱桃要么干脆种树。不知是今年雨水大的缘故还是田地荒芜太久，这位叔叔的田里杂草已经长出两米多高，那些禾本科植物竟然长得和小树苗一样粗壮，我们堂兄弟五人，带着镰刀、铁锹、割草机用了一上午和半个下午才开出一条通到爷爷坟头的路，以便第二天奶奶的棺椁可以正常下葬。 葬礼请了“响戏”、叫了纸扎，待客的酒席有12道硬菜、超过红事规格至400元一桌，父亲说粗算一下要来50桌客人。葬礼流程有村里的治丧委员会主持，所有孙女家的礼金标准是2200元，其余客家按亲疏礼金不等，我不知道这个标准是他哥俩定夺，还是红白事自有的市价行情。19日早上6点我们孙辈便到现场披麻戴孝，8点草草吃了早饭便跪在灵棚直到下午2点多客人散去。现在农村的“响戏”早不是以前的吹打班，以前的吹打班至少要六、七个人，有唢呐、有笙、有梆子、有镲、有锣、有鼓甚至有主唱。现在则是一辆厢货开进来，打开侧门、支起台子，一支唢呐、一具笙、一副镲，三个人外加一套带键盘的超大功率功放喇叭，9点一过震耳欲聋的唢呐迪斯科舞曲透过功放对着灵棚火力全开，不到五分钟我就开始耳鸣起来。10点开始，客人一出现在路口，吹打三人班就疯狂清弹夹，客人陆续前来，吹打三人班呈波次进攻。客人以村为单位吊唁，在灵棚外先跪拜，零棚里的我们赶紧叩头还礼，客群根据身份哭喊一嗓子“我的xxx”，司礼把人扶起，然后客人鱼贯进到屋里，抚着奶奶的棺木再哭一下，依次退出后，按话事人的安排落座。 由于大伯已过世，大堂兄以嫡孙的身份成了执幡者，二伯和父亲依次排在他肩下，我和其余堂兄弟手握哭丧棒紧随堂叔伯之后。奶奶的娘家人是葬礼的贵客，孝子贤孙列队在吹打班的引领下到村口跪接。（未完待续）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2021年8月15日，美国结束了在阿富汗近 20 年的反恐战争。 塔利班卷土重来。 BBC 的报道显示，“9·11”恐怖袭击共造成 2,977 人丧生（不含19名恐怖分子），纽约市共有 441 名一线应急人员殉职。死者来自 77 个不同国家，其中最年幼的死者是两岁的克里斯廷·李·汉森（Christine Lee Hanson），最年长的是 82 岁的罗伯特·诺顿（Robert Norton），两人都是飞机上的乘客： 四架飞机上的 246 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世贸中心双子塔共有 2,606 人死亡，包括当场身亡者以及之后因袭击所受伤势不治者 五角大厦共有 125 人死亡 第一架飞机撞击时，估计双子塔内共有 1.74 万人。北座撞击点以上楼层无人生还，但南座撞击点以上楼层仍有 18 人成功逃生。数千人受伤，或在事后罹患与袭击有关的疾病，包括曾在有毒瓦砾中工作的消防员。 纽约时报用剪影的形式回闪了反恐战争的 20 年。我最不能理解的是，20 年过去了，阿富汗什么都没改变、也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 ZanTime 无力的呼嚎。

今年早些时候在刘宗坤的播客听他提到一本书《5 Types of People Who Can Ruin Your Life》就赶紧找来读了。在过去的生命中，尽管我也遇到过一些糟糕的人，但一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绝大部分盐碱地里长大的孩子，遇到这些烂人的第一反应是委屈、愤怒，然后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他们从未意识到，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错并不在自己。 从盐碱地里长出来的物种，总是生命力顽强。至少在我的记忆里，CoVID19之前社交网络上主流的叙事并没有向外归因的传统。好巧不巧，2023~2024年我遇到了职业生涯里最糟糕的老板和同事，书里的内容可以完美套在他们的身上。要是早2年看到这本书就好了。 什么是高冲突型人格？ 非黑即白的思维 人不是“完全正确”就是“彻底错误”，关系不是“绝对忠诚”就是“背叛”。他们看任何问题只会得出单一、极端的答案。例如在高扒皮的眼里，所有的员工都在偷奸耍滑。 强烈、不可扼的情绪 面对普通分歧，总是出现远超事件本身的愤怒、恐惧、羞耻或敌意。情绪一旦启动，事实和后果往往退居次要位置。例如李狗就经常对同事疯狂乱咬。 极端行为或威胁 由于他们总是极端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所以高扒皮和李狗总是以威胁的方式对待其他的同事。 一味指责他人 这是本书作者认为最关键的特征，也是高扒皮和李狗的日常——共事的2年里，他们自始至终都在不停地指责被他们视为“不好好干活”的同事，并且认定对方“就是在偷奸耍滑，只有更严厉的处罚别无他法”。 如何识别高冲突型人格？ 作者 Bill Eddy 建议且听其言、但观其行： W—Words（言语）：ta 是否频繁使用“永远、从不、所有人都……”等绝对化表达？讲述历次冲突时，是否永远都是别人的错？ E—Emotions（你的情绪）：跟 ta 接触尤其是发生冲突时，你是否很快产生强烈的恐惧、愧疚、拯救欲或必须选边站的压力？ B—Behavior（行为）：ta 是否做出普通人在类似情况下很少会做的极端行为？ 不要因为一次争吵就下结论，而应观察这些表现是否长期、重复、跨关系出现。 如何应对高冲突型人格？ 作者提出应采取 CARS 策略，即： Connect—建立连接 先用同理、关注和尊重降低对方的防御，例如：“我知道这件事让你很失望，我会认真了解情况。”同理对方的感受，不等于同意其指控。（就我本人而言，我不赞同这个选择，我会选择屏蔽） Analyze—分析选择 不反复争论“过去究竟是谁的错”，而是把注意力转向现实选项、规则、时间和后果。（我个人会优先考虑如何及时止损，而不会纠结） Respond—回应信息 回应应当简短、提供必要信息、态度友好而坚定，即书中常用的 BIFF 原则：Brief、Informative、Friendly、Firm。（其实这一点的可操作性也是存疑的，要知道高冲突型人格的群体，往往喜欢把事实和观点、感受和情绪、常识和谬误混为一谈，ta 们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把回应当作你的反击。不信你去兲朝各个社交网络的评论区逛逛。） Set Limits—设定界限 清楚说明允许什么、不允许什么，以及违反界限会有什么可执行的后果。界限不是要求对方改变，而是说明：如果某种行为继续，我将采取什么行动。（我不负责任地说一句，绝大多数情况下，兲朝巨婴们会把你试图设定的界限视为对 ta 们的羞辱，你得到的通常不会是距离，而是更多的攻击。） 在我看来，尤其是在中国社会这种糟糕的环境里，第一原则是远离这些垃圾，这些年很多中国人开始不惜代价跟有问题的原生家庭切割，亲人都能切割，职场上和生活里遇到了烂人当然更要物理屏蔽。不得不继续相处的情况下，可以参考书中的 CARS 策略，并且一定要掌握反制的手段（兲朝貌似很擅长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划出所谓的界限。 不要试图教会猪唱歌 作者认为，面对高冲突模式，不要期待通过一次深入谈话让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我就曾经犯下过这种错误）。作者尤其不建议： 试图诊断、教育或改造对方； 反复澄清全部历史事实； 用更激烈的情绪回击； 为了平息冲突不断让步； 当面告诉对方“你是自恋型人格/高冲突型人格”； 在没有安全计划的情况下突然决裂。 这些做法只会激怒 ta 们，让 ta 们觉得你就是在针对 ta 们。真希望有一种魔法，可以把所有难相处的人一键物理屏蔽，但在拥有这个魔法之前我们要先学会区分： 普通冲突：双方能够反思、承担部分责任、交换意见并修复关系； 高冲突模式：问题不断更换，但指责、情绪升级和极端行为反复出现。 如果你不幸遇到了不允许事实、责任、协商和边界存在的 ta 们，立即减少和 ta 们的接触、保留记录、设置界限，确保安全地远离这些垃圾。...

关于这个案子，好多机构媒体出身的播客主播都聊过，不过个人感觉知名媒体人熊阿姨的“熊家客厅”在 2026 年 9 月 17 日的节目聊的很深刻，感兴趣的可以去自己手机的播客 APP 上搜一下听听《德国迷奸案之后：一份判决书，两个世界的伦理难题》， 2026年5月4日，柏林地区法院刑事法庭就邵之霆（Zhiting S.）迷奸案进行第二次庭审。 旁听席上几乎坐满了人。来的大多数是中国年轻女性——有从科隆赶来的，有从汉堡赶来的，也有专程飞来柏林的。记者席上坐着一名来自《taz》（在德国柏林发行的一份左派独立报刊）的女士，这家报纸对当天开庭的案件相关的，基于Telegram华人群组的大规模迷奸案，持续跟踪报道已逾一年。旁听席上，几位中国女性到场。有一位带了几张纸和一盒水彩笔，在开庭过程中，她用红色水彩笔不断写下“中国男性有辱国格”；另几位女性也画了邵的速写。此外，一位持有中国律师执照的女律师也来到了庭审现场。 庭审现场也有华人面孔的男性旁听者。其中两名男性的对话提及了那名已经畏罪自杀的嫌疑人，有人问：“如果你被抓了，你会自杀吗？” 被告邵之霆走进法庭时戴着口罩，一直没有摘下。他缩在被告席与墙壁的夹角，情绪始终平静，没有太大波动。为他辩护的两名律师都是中年至中老年男性，非亚裔。他向法官表示自己不会德语，庭上有检方配备的中德翻译，为他进行实时互译。 作者在旁听席上画下了邵之霆的速写，其佩戴框架眼镜，并用口罩遮掩了面部。（图_吴娜/绘） 邵之霆，上海交通大学本科，北京大学医学硕士，2021年秋抵达柏林，在夏里特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方向是侵袭性癌细胞。案发时32岁。 检察方指控他利用这一医学背景，在犯罪群组内为其他成员提供药物指导——如何对受害女性下药，用什么药，用多少量。此外，他还被指控在2019至2021年间，在中国境内对一名女性实施多次性侵。德国检察方认为，两项指控均在德国法律的追诉范围之内。 据网络公开资料，邵之霆于2018年被北京大学医学部肿瘤学硕士项目录取。（图_网络） 法官在描述案情时明确使用了“das Mädchen”（这个女孩）一词，这意味着，在他的案件中，受害者有未成年女性。 检察方陈述的手法包括：在饮料或水中加入大量冰块以稀释药物的异味，以及将药物掺入烟草，使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 法官还强调了“兜底条款”（Auffangklausel / Catch-All-Klausel）的使用。德国《刑法典》经过2016年的重大改革，引入了“‘不’即是‘不’”原则，包括一个兜底条款：不需要证明暴力、威胁或受害者无力反抗，只需证明行为违背了对方“可识别的意愿”。 庭审进行到第二个部分之前，法官询问在场有没有社会组织的代表；现场的旁听者都表示是个人自发前来。随后进入视频物证和证人环节，转为了不公开审理，旁听者被请出了法庭。也有旁听者猜测，邵之霆觉得来了太多旁听的中国人，他希望此案转为不公开审理。 这是邵之霆案自2026年3月中旬开庭以来的又一个庭审日。随后5月18日和20日还有两次庭审，预计5月中旬作出判决。 参与旁听的另一位中国女性画下的邵之霆案第二次庭审现场。（图_小红书@ManyKartoffeln） 这批案件的调查始于2024年下半年。法兰克福警方陆续接获多名受害者报案，并于当年11月逮捕了主犯之一张大鹏（Dapeng Zh.）。此后，对张大鹏数字设备的取证工作揭开了整张网络的连接关系，案件版图从法兰克福延伸到慕尼黑、柏林，跨越大西洋后，落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校园。已知受害者大多是中国女性，已进入司法程序的施害者都为中国男性。 邵之霆是这批案件中第四名走进法庭的被告。在他之前，三人已在德国不同城市相继被判决。在他之后，洛杉矶还有一个人在等待宣判。 连接他们的是一个叫“德国老司机驾校”的Telegram群组，以及一套精心设计的犯罪语言。 暗语：犯罪系统的内部词典 群组名称叫“德国老司机驾校”，具有掩护性。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某个兴趣社群，内部则是一套完整犯罪信息交换体系的入口。 “开车”是这套语言的核心词，意思是对失去意识的女性实施性侵。侵犯者自称为“司机”。与之配套的词汇还有：“加油”，指对目标女性下药；“死猪”，指因药物而失去意识的受害女性；“汽车”，指被选中的目标；“豪车”，指相貌出众的目标；“私家车”，指侵犯者的伴侣。 群组核心成员是8名男性，其中6人在德国生活，1人在荷兰，1人在美国加州。核心层之外还辐射多个关联群组，规模最大的一个约有4500人，长期活跃、参与讨论并分享内容的超过2000人。群组是私密的，只能通过邀请加入。 据《黑森新闻》（hessenschau）对全案的深度报道，群组成员之间互相分享对女性下药、实施侵害的经验，交流获取麻醉药物的渠道，并在群内传播犯罪影像。 法语中有一个词，描述这种通过化学手段实施的性暴力：soumission chimique，直译为“化学驯服”。 张大鹏：租房广告里的陷阱 在这个犯罪系统里，张大鹏是最早被逮捕的核心成员，也是这张网络的组织者之一。 张大鹏在德国生活已逾二十年，案发时43至44岁。其本科就读于哈尔滨某大学土木工程专业，2005年赴德，在图宾根大学取得计算机学硕士学位，辅修工商管理。毕业后留在德国从事IT行业，最终任职于著名跑车制造商路特斯（Lotus），负责信息技术，住在黑森州大盖劳地区，在德国置有房产。 据LinkedIn资料，“德国老司机驾校”Telegram群组的管理员张大鹏就职于路特斯汽车公司，为该企业的IT经理。（图_网络） 《新京报》梳理了张大鹏在网上留下的很多痕迹：当年德国华人圈流行在“萍聚社区”论坛上交流，张大鹏在那里的账号数据至今可查：注册于2007年2月，发帖110条，回复1896条，在线时间累计2390小时——相当于将近100天。他活跃在技术版、摄影版、汽车版，回复问题，分享经验。他还管理着一个摄影爱好者群组。2024年11月，他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有群友在群里惊问“真的是你吗”，随后这个群解散，有人另建了新群。 线上的活跃与线下的疏离之间，有一道始终存在的缝隙。《新京报》在案发后采访到认识他的人，描述他在现实生活中比较沉默、冷淡，给人一种距离感。 根据庭审陈述，2020年，他在某色情网站上偶然点进了一条Telegram群组链接，由此进入这个犯罪世界。他开始活跃于相关群组，逐步成为核心管理者之一，在群组内部销售药物，提供剂量建议，散布犯罪影像。 《taz》在全案深度报道中写道，当2024年法国女子吉泽尔·佩利科特（Gisèle Pelicot）遭多人迷奸案被欧洲媒体广泛报道时，他在群组里留下了一条消息：“哈哈，这样的事我也想参与一次。” 2011年至2020年间，吉赛尔·佩利科特遭其前夫多米尼克·佩利科特（Dominique Pelicot）多次下药，导致昏迷，并被前夫招募来的70余名男子实施了强奸，期间拍下数千份影像证据。此案被称为法国史上最大规模强奸案，2024年12月，多米尼克被判处最高刑期20年，其余罪犯则被判3至15年有期徒刑。（图_Getty Images / AFP / CLEMENT MAHOUDEAU） 根据法兰克福地区法院判决书，张大鹏从2021年就开始性侵身边的女性，包括朋友、邻居和同事。 《黑森新闻》的报道记录了他早期作案的一个案例——那时他的目标尚不限于中国女性。他以沙发客身份借住于一名独自带着11个月大婴儿的女性家中，那名女性正在对外出租自己的公寓。他送给她一颗掺有安眠药的巧克力。据法院认定，他对她实施侵害长达数小时，期间不断追加麻醉药物以防她醒来，令她处于具体的生命危险之中。婴儿中途醒来，他给婴儿喂了奶，然后继续实施侵害。事后，他在群组里用暗语写道，他“驾驶了一辆大型外国车”。这名女性是从警察那里，才得知自己遭到了强奸。 2024年起，他将作案范围转向陌生人，选择的入口是华人之间的租售房市场。在那里，同语言、同文化背景带来一种默认的信任感。 他在中文社交平台小红书和微信上，寻找在大法兰克福地区发布房源的中国女性，伪装成女性账号与对方取得联系，约好看房时间后独自上门作案。黑森州警方于2024年9月的联合通报显示，他接触的房源类型包括出租房、出售房，以及沙发客式的临时住宿。 2024年1月至11月被捕前，他在法兰克福、曼海姆、哥廷根共留下四起报案记录，受害者均为中国女性，年龄在19至33岁之间。这四名受害者在意识恢复后向警方报案，成为整个侦查链条的直接起点。 被捕时，警方在他的电子设备上发现了大量性侵视频。据《taz》报道，设备上的图片文件数量逾千万张，其中包括最严重程度的性暴力内容。 2024年9月，黑森州警察局以中、英、德三种语言同时发布警情通告，呼吁年轻中国女性警惕一名极可能是中国籍的连环强奸嫌疑人。这在德国警方的日常工作中极为罕见。通告发出后，消息在德国华人社群中迅速扩散。 2024年9月，黑森州警察局以中、英、德三种语言同时发布警情通告，呼吁年轻中国女性警惕一名极可能是中国籍的连环强奸嫌疑人。（图_网络） 2025年10月，法兰克福地区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方提起22项罪名，包括谋杀未遂、特别严重强奸、危险伤害、传播暴力色情内容，以及非法经营麻醉品和药品。庭审期间，张大鹏对绝大多数指控作出承认，检察官要求判处无期徒刑。 2026年2月7日，法兰克福地区法院对张大鹏作出14年有期徒刑的宣判，外加对其刑满后“预防性羁押”（Sicherungsverwahrung），每名受害者须获得五位数欧元赔偿。预防性羁押是德国法律中独立于刑期的一项制度：刑满后，若法院评估认定当事人仍对社会构成危险，可继续将其关押，并定期重新评估，理论上可无限期延续。辩护方已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判决尚未生效。 在庭审现场，张大鹏使用红色T恤遮挡面部。（图_Jürgen Mahnke/BILD Fotoservice) 张大鹏的案件是这张网络里最先进入司法程序的。在对他数字设备的取证过程中，调查人员找到了通向另外几个人的线索。 蒋中懿：恋人关系内的侵害 张大鹏被捕约三周后，调查人员循着数字取证的线索，找到了下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