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电子书的个人 AI 知识库搭建指南 本文记录了从零开始在个人电脑上搭建一个完全本地、个人化的 AI 知识库的全过程。该系统能够自动处理电子书，并将其整合到知识库中，供本地 AI 模型进行问答。 硬件环境： 组件 规格 主板 精粤 B650I Night Devil CPU AMD Ryzen 7 8700F (8核16线程) 内存 英睿达 DDR5 5600MHz 32GB(16Gx2) 显卡 AMD Radeon RX6750 GRE 10GB 硬盘 西部数据 SN550 1TB 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 Kali GNU/Linux 内核版本：v6.19.11 桌面环境：XFCE Python：v3.13.12 Docker：v28.5.2，用来部署 CWA。 Jan：v0.7.9 + Qwen2.5-7B-Instruct-Q4_k_M，为什么没用 Ollama？好像是因为它在开源圈有争议。也没有选 LocalAI 因为部署起来略复杂，对于纯技术小白不友好。 Allmark：v0.10.0，将电子书通过 Pandoc（v3.9.0.2）转换为 Markdown 文件，供 LLM 撷取。 CWA (Calibre-Web-Automated)：v4.0.6，电子书管理、清洗、元数据抓取。 AnythingLLM：v1.12.1，知识库管理工具、人机交互接口，连接 Jan 并索引 Markdown 文档。 第一阶段：基础环境准备 1.1 更新系统并安装基础依赖 sudo apt update sudo apt upgrade -y sudo apt install -y curl wget git docker....

各种安卓电视偷偷玩 PCDN 的事数不胜数，去年买了一台排行榜 Top 的电视，型号为 TCL 55V8 Pro（可能是电商特供型号），虽然没有出现频繁卡顿之类的现象，但确实有很多预装垃圾应用，想着清理一下（我电子洁癖好严重噢~）。 第零步：打开电视，按遥控器上翻按钮进入 设置=>关于=>本机信息 界面（如上图所示），按顺序依次按遥控器的 上、下、左、右 键，即可进入隐藏的开启 USB 调试模式（如下图所示），开启商场模式还能查看更详细的硬件信息。 第一步：先在局域网内用一台电脑通过 ‘adb’ 连到电视上： adb connect '192.168.1.2' # 请在电视顶部菜单栏的网络选项中自查你的电视IP地址 adb devices # 会输出一个串号，确保连接没问题 第二步：成功连接后，先禁用系统自带的安装守护进程： adb shell pm disable-user --user 0 com.android.packageinstaller 第三步：要删除自带的垃圾APP，先看下都安装了什么： adb shell pm list packages TCL 电视安装 APPs 列表 android android.autoinstalls.config.tcl.device android.ext.services android.ext.shared com.android.backupconfirm com.android.bluetooth com.android.bluetoothmidiservice com.android.captiveportallogin com.android.certinstaller com.android.companiondevicemanager com.android.cts.ctsshim com.android.cts.priv.ctsshim com.android.dreams.basic com.android.dynsystem com.android.externalstorage com.android.hotspot2.osulogin com.android.htmlviewer com.android.inputdevices com.android.keychain com.android.localtransport com.android.location.fused com.android.modulemetadata com.android.mtp com.android.networkstack com.android.networkstack.permissionconfig com....

收录于《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1950年台北自由中国出版社出版） 胡適，初諱嗣穈、洪騂，或曰適之。安徽績溪人，台東知州傳第四子。生於清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廿四日（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在民国卅八年五月里，香港的共产党报纸上，登出了一封所谓“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在六月里，这封信的英文译本也在香港传到各地。 这几个月以来，这封“公开信”时常被共产党人或他们的同路人引用。引用最多的是其中的这一段： “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们自由的学习著，讨论著，教授们自由的研究著。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 我在海外看见报纸转载的这封“公开信”，我忍不住叹口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 有许多朋友来问我：这封“公开信”真是陈垣先生写的吗？我的答复是：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话文；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也决写不出这样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 试看我引在前面的那一段里，有这些句子： “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 “青年们自由的学习著，讨论著，” “教授们自由的研究著，” 这信里，还有同类的句子： “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著光明，他们在迎接著新的社会。” 又有： “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著旧的社会制度。” 陈垣先生决不会用这种“在生活著”、“在等待著”、“在迎接著”、“在摧毁著”的新语法，他更不会说“学生们都用行动告诉了我”一类外国化的语法。 陈垣先生的著作，我完全读过。我身边还有他前年去年写给我的几封信。我认识他的文字，所以我敢断定他决不会说“用行动告诉了我”、“记忆清楚的告诉我”一类的新语法。他也决不会说这样的句子： “你并且肯定了我们旧治学方法。” “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 陈垣先生若能这样运用“肯定”一类的新字典新结构，那么我就真不能不佩服他老人家“学习“的神速了！ 所以我说，从文字的方面来看，这封信的白话文是我的老友陈垣先生从来不会写的，完全是别人冒用他的姓名写的。 但是，从内容的方面看来，我不能不承认这封信里的材料有百分之十左右很像是根据陈垣先生的一封信。最明白的是这信的第一段：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信末说：‘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怅惘！” 这一段里面有这些真实材料：（一）卅八年十二月十三夜，我有一封论学的长信，提到杨惺吾（守敬）自撰的《邻苏老人年谱》。（二）此信末的三十三个字，我没有留稿，但文字大致不错。 因此我猜想陈垣先生大概曾受命令，写一封信给我，其中有这一段。这封信是用古文写的，因为陈先生不会写白话文。这封信到了北平共产党手里，共产党的文人就把这封信完全改成了白话，又把这信放大了许多可做宣传的材料，就成这封“公开信”了。 就拿这开篇第一段来看，这里面就露出改写的痕迹，就露出伪造的证据。我写信给陈垣先生是在十二月十三夜，写完已在半夜后了。信是十四日寄出的；我是十五日下午四点以后才飞离北平的。十六日的报纸才登出我南飞的消息。然而这封“公开信”开篇就说：“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写信总在信尾标明年月日；这封信也标明“卅八，十二，十三半夜。”陈垣先生当然知道十二月十三夜他决不会“得到”我十三夜的信，但改写这信的共产党文人当然不注意这些小问题，所以他随笔改写白话时，先说“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下文又说，“当我接到这信时，看报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作伪的人不知道，从十三夜看到报纸说我南行，中间已隔了三夜两天半。所以我说，这封信开篇第一句就露出作伪的痕迹。 改写这封信的人当然是以为聪明的文人，熟悉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可惜他太聪明了，太熟悉中共思想路线了，所以他把这封信改写得太过火了，就不像陈垣校长了！这信上说： “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号字，看来太费力，不过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识。” 这一段有两句话，很可能是这一位七十岁老人的口气。但改造这信的文人借这机会宣传那“很多新书”，越说越过火了。例如他说史诺的《西行漫记》，有这些妙语： “我爱这本书，爱不释手，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笔调动人，以文章价值来说，比《水浒传》高得多。” 我想援庵老人不会替史诺的书对我作这样过火的宣传罢？更有趣的是他特别提到《萧军批评》： “读了萧军批评，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 萧军是东北人，他回到东北，眼看见苏联军队的横行，眼看见东三省人民遭受的痛苦，他忍不住写了一些婉转的公道话。因此，他触怒了中共，于是党中的文人群起攻击他，中共中央逼他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萧军批评》是共产党实行杀鸡警告猴子的一本书。陈垣先生何必要对胡适宣传这本小册子？他何必要对胡适诉说他的忏悔，他的“不断的改正”？ 叫七十多岁的有名学者陈垣公开的说，“读了萧军批评，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这正是共产党自己供认在他们统治之下，决没有自由，决没有言论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所以我说，假造陈垣公开信的那位党作家太聪明了，不免说得太过火了，无意之中把这位辅仁大学校长写作一个跪在思想审判庭长面前忏悔乞怜的思想罪犯――这未免太可怕了！ 再看下去，这信上说： “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 又说： “说到治学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的方法，在立场上是有著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 这更可怕了！在共产党的军队进入北平之后三个月，七十岁的史学者陈垣就得向天下人公告，他的旧治学方法虽然是“科学的”，究竟“是有著基本错误的”！他得向天下人公告，他已“初步研究了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确定了今后的治学方法！” 所以我说，这封“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最可证明共产党之下决没有学术思想的自由。 陈垣致胡适的公开信 适之先生：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信末说：“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当我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惆怅。 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不懂哲学，不懂英文，凡是关于这两方面的东西，我都请教你。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到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也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里开始起了疑问，我当时只觉得这问题有应该研究的必要。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他们在迎接着新的社会，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我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 当南京和北平的报纸上刊载着我南飞抵京的消息，这就看出南京政府是要用我们来替他们捧场的，那对于我们有甚么好处呢？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完全明白了，我留在北平完全是正确的。 今年一月底，北平解放了。解放后的北平，来了新的军队，那是人民的军队，树立了新的政权，那是人民的政权，来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活了七十岁的年纪，现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会，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经过了现实的教育，让我也接受了新的思想，我以前一直不曾知道过。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才有真正的自由。以往我一直受蒙蔽着，适之先生，是不是你也在蒙蔽着我呢？ 在这样新的社会里生活，怎么能不读新书，不研究新的思想方法。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号字，看来太费力，不过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识。我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读了《论联合政府》，我才晓得共产党八年抗日战争的功劳，这些功劳都是国民党政府所一笔抹杀的。读了《毛泽东选集》内其他的文章，我更深切的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从而了解到许多重要的东西，像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我们知识份子的旧的错误的道路。读了史诺的《西行漫记》，我才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我们那时是一些也不知道的。我深深的受了感动，我深恨反动政府文化封锁得这样严紧，使我们不能早看见这类的书。如果能早看见，我绝不会这样的度过我最近十几年的生活。我爱这本书，爱不释手，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笔调动人，以文章价值来说，比《水浒传》高得多，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注意的。况且史诺作这书的时候是一九三六年，那时你正在美国，难道你真没有看见过吗？读了萧军批评，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 说到治学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的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研究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两重任务。我们的研究，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部分，既有觉悟后，应即扭转方向，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不为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帮闲。 说到实证，我又该向你说一个我的想法。最近有一天，我去过你住的东厂胡同房子里，现在有别的朋友住着。我和朋友谈天的时候，记忆清楚地告诉我，这屋子从前是怎样的陈设，旧主人是怎样的研究《水经注》。你搜罗《水经注》的版本到九类四十种之多，真是尽善尽美了。可是我很奇怪，你对政治的报告，何以只看蒋介石那一本，不注意毛泽东那一本呢？你是和我的从前一样，真不知道吗？我现在明白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你孤证偏见的危险。 我一直不同意你在政治上的活动，但是我先前并不知道你在服务于反动统治政权，我只是以为学术与政治是可以分开来看的。这种错误的看法，直到最近才被清除。我才知道了“一切文化服从于政治，而又指导了政治”。 你在政治上的努力，直到今日，并为减少。昨天北平《人民日报》载你二十二日在旧金山发表一段说话，说：“中国政府如证明其力能抵抗共产主义，则不待求而美援必自至”，又说“政府仍有良好之海军与强大之空军，如使用得宜，将为阻止共产党进入华南之有力依持。”你还在做着美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的桥梁，你还有如此奇特的谈论，这使我不禁惊异，难道你真不知道借来的美援和那少数反人民的统治集团的力量可以抵得过人民的武装吗？难道你真看不出中国应走的道路吗？现在和平的谈判，被蒋介石他们拒绝了。战争的责任从来就该他们担负，他们还应该负下去。南京已经解放了，全国解放，为期不远。如果分析一下，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已经团结起来的今日，任何反人民的武力也要消灭的。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甚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 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无论你是崇拜美帝也好，效忠国民党也好，是为个人的知恩感遇也好，但总应该明白这是违反人民大众的意思，去支持少数祸国殃民的罪魁。 我现在很挚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幡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陈垣　一九四九，四，廿九

作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编辑：李嘉欣 劳动合同何时签、必备条款有哪些？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有哪些？ 《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三）劳动合同期限； （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六）劳动报酬； （七）社会保险； （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温馨提示 签劳动合同时请仔细审查合同内容确保合同中的所有条款都明确约定不留空白确保正式合同与口头协议一致避免“阴阳”手法，尤其要格外留意一些于法无据、明显不合理的条款，对于“霸王”条款可以提出异议如果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等主张条款无效。 劳动合同应该什么时候签？ 《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因此，无论用人单位是否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均应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是电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要提示劳动者及时下载和保存电子劳动合同文本，告知劳动者查看、下载电子劳动合同的方法，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确保劳动者可以使用常用设备随时查看、下载、打印电子劳动合同的完整内容。 劳动者需要电子劳动合同纸质文本的，用人单位要至少免费提供一份，并通过盖章等方式证明与数据电文原件一致。 劳动者自己要留存一份劳动合同吗？ 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注意哦！如劳动者手中没有劳动合同文本，一旦发生纠纷，可能会增加维权难度。劳动者可以向用人单位提出要求，请其给自己一份劳动合同文本留存，也可以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请其责令用人单位改正。 经济补偿“N+1”“2N”是什么意思？ 什么情况下有经济补偿？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劳动合同法》法条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第四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 （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 （二）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 （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 （一）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二）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三）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 用人单位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裁减人员，在六个月内重新招用人员的，应当通知被裁减的人员，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被裁减的人员。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 （一）劳动合同期满的； （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 （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系统下载：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oneplus13flashers/files/Oneplus%2013T/ 尽管网上有些讨论说一加 13T 刷机后氧 OS v15.0.2.601 的版本更稳定可靠，而 v16.0.3.501 存在发烫和电池续航下降以及 CPU ‘熔断’等问题，但2个版本都尝试后，我选择了最新的版本（当然，由于熔断导致刷了新版也无法降级、我也不想明知会变砖还去折腾 9008）。 详细步骤（解锁 BootLoader 之后）： 手机连接一台 Windows 电脑，确保手机驱动正确安装（推荐用 MiFlash安装）以及 adb 正确配置了系统环境变量。 将下载好的欧版系统解压到一个不包含中文、空格、或特殊符号的文件夹里，需要 root 的话也提前下载好 KernelSU 或 Magisk 最新版。 手机连接电脑，开始-运行-cmd，在打开的命令行窗口里输入adb devices并回车，手机端弹出是否允许该设备调试，勾选是并永久允许，命令行窗口会显示执行了一个命令（有端口号显示），并输出一个设备的机器串码，至此标志着可以刷机了。 在命令行窗口里继续输入adb reboot bootloader并回车，手机自动重启并进入fastboot模式。 在命令行窗口里继续输入fastboot devices并回车，命令行窗口会显示输出一个设备的机器串码。（该命令是检查确认在fastboot模式下手机和电脑连接是否正常）。 以上都是准备工作，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刷机： 在解压开的刷机包文件夹里找到名为windows_fastboot_first_install_with_data_format.bat的批处理文件，双击运行。然后看着屏幕一行行走进度，进度完成之后手机自动重启就完成刷机了。注意：第一次开机要等很久，并且会弹出谷歌服务，如果你的网络环境不科学，建议你不要插手机 SIM 卡、也不要连 WiFi，跳过一切可以跳过的激活步骤，在脱机状态下先进到系统桌面。否则你就会卡在系统外面，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成功进入手机桌面之后，剩下的就是 Root 了。在解压开的刷机包文件夹/images/里找到名为boot.img的镜像，连同 KernelSU 或 Magisk 安装包一起拷贝到手机里（推荐 download 文件夹下）然后在手机打开文件管理器，先安装 KernelSU 或 Magisk，然后用它去给boot.img打补丁。把打好补丁的镜像文件再拷贝到电脑上。 在命令行窗口里输入adb reboot bootloader并回车，待手机进入 fastboot 模式后继续输入fastboot devices并回车，确保手机和电脑连接没问题后，执行fastboot flash init_boot ksu/magisk_patched.img（这个 ksu/magisk_patched.img 就是 KernelSU 或 Magisk 打过补丁后生成的那个镜像文件）然后命令行窗口会跑两行代码就刷入成功，最后执行一下fastboot reboot命令重启手机，开机进入系统桌面后，你就拥有了这台手机的 Root 权限。开心愉快地去玩机去吧。 关于系统升级和 Root：在 OTA 更新后，不要点击系统更新界面里的立即重启，进入KernelSU或Magisk，点击安装或者工作中按钮进入处置模块，选择安装到未使用的槽位（OTA 后）后执行升级，然后再返回到OTA界面，然后再点击系统更新界面里的重启。这样重启后的系统能保留root功能。 修复信号和相机：完成 Root 后下载参考资料里提供的 Root Modules 文件 Fix Signal OnePlus 13T 和 Fix Camera Oneplus 13T，按教程安装好即可。否则相机和 SIM 卡就无法使用。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坑，如果你 OTA 跨版本升级，可能会造成这2个 Root Modules 补丁失效，你需要重新下载最新版的补丁（确保补丁的版本号和你手机系统的版本号严格一致）在 KernelSU/Magisk 里重新安装一遍才行。 另外推荐一个名为ADB AppControl的PC端软件，和一个名为App Manager的手机端APP，给予 Root 权限后，可以删除掉一些系统预装的垃圾应用，不过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确保不要误删，否则可能会造成无法开机等问题。建议删除系统预装应用之前先网上搜一下包名是不是可以直接删除，或者先禁用，重启手机没问题后再进行删除。...

2026年2月12日是農曆臘月廿五，傍晚六點三刻許，一生向善給我打來了電話，和我確認這個春節不回老家過年的事。在此之前妹妹和妹夫分別都和我打過電話，家裡早已知道我和去年一樣，是不回去的。 在得到他不想要的答案之後他說，如果今年不回去，有可能以後就見不著我奶奶了，我不為所動、內心毫無波瀾。見不到就見不到唄，又不是我一個孫子不回去，堂兄在泰國多少年不回，這個年也一樣過啊。她百年的時候我作為孝子賢孫還不是一樣必須回去？ 再說了，奶奶從小就不疼我，不但從沒抱過我，小時候還經常打我的頭。有什麼可遺憾的？我一點都沒有。每年春運就跟逃難一樣，難道我回來折騰就不辛苦嗎？現在，我想在哪裡過年就在哪裡過，我在哪個地方工作和生活，哪個地方就是我的家。 我們大多數家庭都不習慣把子女當成一個完整的人，“父母”只會簡單粗暴地下“命令”。如果不把長大成人的兒女當完整的人來對待，那就最好先離彼此遠一點。輸出觀點、發號施令總是簡單和自私的，而付出尊重、耐心和理解永遠都要花時間且很麻煩。什麼臥冰求鯉、單衣順母不過是狗屎一樣的東西，信這些還不如信明天就能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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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 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晓夫 “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 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反” 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密布 “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 卷第1期，2010年1月)。...

大多数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生活的平衡。当然这里说的不仅仅是工作和生活的兼顾，而是生活里各方面要素的合理安排。 人在外界刺激和回应之间有一段空间，在这段空间里，我们有自由和能力去选择自己的回应——而我们的成长与幸福往往取决于我们的回应。如果这段话让你觉得饶舌，请仔细回忆一下许多经典影视剧的剧情，也许能有助于你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这段空间代表了我们选择怎样回应当时处境的能力。换言之，这段空间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基因或生物遗传、取决于我们的成长经历和当前环境。 有学派认为人类生命具备四个方面的能力，即智商（IQ）、情商（EQ）、灵商（SQ）和体能（PQ）。智商对应的是愿景、情商对应的是热情、灵商对应的是良知，而体能对应的是自律。自然法则固然支配着一切，但有良知的人会以符合原则的方式，恰当地运用选择的自由和力量。

之前喉舌煞有介事地哔哔过个人“数字遗产”问题(https://www.cac.gov.cn/2019-11/19/c_1575697086137506.htm)，仿佛这是一个难以处理的新型法律挑战(https://news.cctv.com/2024/05/29/ARTIwkaMyCJNG44GxbNeHGlT240529.shtml)。之所以说这是煞有介事，因为这并不是什么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事，而是猴子捞月。 你看，我不过是有段时间不登这些账号，平台方就打算清理“僵尸”账号了——而那些活跃的、每天发着各种垃圾信息的真·僵尸从来没有被清理过——这个系统的本来面目正是如此。 那就随便记点什么东西吧。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环境变得更糟了（已经有好多人讨论过这个现象）。一方面是人文表现，一方面是技术障碍。这个世界一再向我们证明，在屎壳郎的国度里，卖大粪才能成功（当然，这不是网络世界独有的问题）。全球极化或者说右翼的崛起有着复杂的社会和历史根源。 毋庸置疑，单一的知识体系和视界会使人偏执。对处在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来说，愚弱的韭菜（代价）消耗多少都不足为虑。黑暗森林法则嘛，所谓共识。 我讨厌用宏大叙事来解释微观问题，让我们把目光再收敛一些。 现代管理实践都源于工业时代，它产生了当前的会计制度，其中机器/设备是资产，而人是支出。即便后来（21世纪？）有了人力资源的概念，人依然被归为开支。所以你会看到绝大多数企业仍然用追求控制的模式来管理“知识工人”，并且大部分组织机构都处于过渡管理、领导不力的状态。因为20世纪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是其生产设备，21世纪则是知识工人及其生产效率。 不同的组织机构在管理上不尽相同，因为任务决定了策略、策略决定了结构，而结构会导致功能性盲目。人们忍受痛苦不是因为他们解决不了问题，而是他们发现不了（看不见）问题。Oliver Wendell Holmes, Jr.似乎曾说过： 如果有短期内解决复杂问题的简单方法，我半分钱也不会花；但如果有长远解决负责问题的简单方法，让我付出整个右臂也在所不惜。 知识时代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然而绝大多数组织机构的管理思想还停留在以物为中心的模式——他们害怕失去控制。而控制有着诸多的前提条件，你必须遵循那些非个人的、实事求是的、客观的以及不证自明的原则——就像自然法则（话说，自然法则和丛林法则是一回事吗？）。 所有的行为都有后果，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个体的行为受价值观的控制，但后果受原则控制。你必须遵循原则，一旦你的情绪受到他人缺点的控制，你就变得无能甚至失控。所以萨特(Jean-Paul Sartre)说，他人即地狱。只有自律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通过枯燥的训练养成那些隐藏在知识、态度和技巧中的习惯。

这个问题并不是简中互联网与生俱来的缺陷，它的源头显然不在互联网，而在语言自身。只不过随着互联网变得越来越重要，逐渐渗透并扩散至整个简中局域网，好在影响的只是简中局域网。 我曾经试图追溯其源头，结论令人遗憾——倘若从语言学（我残存的科班训练）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的“新文化/白话文运动”无疑是肇始。至于原因，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描述清楚的了。 把目光收回到当下，另一个更令人忧心的问题：方言的消失。谷雨曾发过一篇《寻找姓“鸭”的人》，普通话的推广使得汉语方言已经是“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我无意臧否“车同轨、书同文”的功过，我只是在描述一个正在发生的现象。 毋庸讳言，自古以来，掌握文字（话语权）这个工具一直是少数人的专利，即便是上世纪中后叶，中国的文盲率也高达80%以上。即便是2021年，中国的网民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仍不足10%（此后的CNNIC报告不再公布网民的学历结构）。简单搜索一下你就知道，汉字总量接近10万、绝大数国人常用字在3000左右，事实上绝大数人所掌握（听说读写）的汉字是远低于3000的，汉语言文学本科生够得上这个数字的也不占多数。从这个角度（是否掌握3000常用汉字）来说，绝大多数国人都是文盲。 既然这是一个文盲的国度，自然（简中局域网上）绝大多数表达看起来都不过是“&*#@￥……”手持两把锟斤拷到处乱舞。让人看不懂也就理所应当。写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就此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