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前拱 🐔往後刨

系统下载：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oneplus13flashers/files/Oneplus%2013T/ 尽管网上有些讨论说一加13T刷机后氧OS v15.0.2.601的版本更稳定可靠，而v16.0.3.501存在发烫和电池续航下降以及CPU‘熔断’等问题，但2个版本都尝试后，我选择了最新的版本（当然，由于熔断导致刷了新版也无法降级、我也不想明知会变砖还去折腾9008）。 详细步骤（解锁BootLoader之后）： 手机连接一台Windows电脑，确保手机驱动正确安装（推荐用MiFlash安装）以及adb正确配置了系统环境变量。 将下载好的欧版系统解压到一个不包含中文、空格、或特殊符号的文件夹里，需要root的话也提前下载好KernelSU或Magisk最新版 手机连接电脑，开始-运行-cmd，在打开的命令行窗口里输入adb devices并回车，手机端弹出是否允许该设备调试，勾选是并永久允许，命令行窗口会显示执行了一个命令（有端口号显示），并输出一个设备的机器串码，至此标志着可以刷机了 在命令行窗口里继续输入adb reboot bootloader并回车，手机自动重启并进入fastboot模式。 在命令行窗口里继续输入fastboot devices并回车，命令行窗口会显示输出一个设备的机器串码。（该命令是检查确认在fastboot模式下手机和电脑连接是否正常） 以上都是准备工作，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刷机： 在解压开的刷机包文件夹里找到名为windows_fastboot_first_install_with_data_format.bat的批处理文件，双击运行。然后看着屏幕一行行走进度，进度完成之后手机自动重启就完成刷机了。注意：第一次开机要等很久，并且会弹出谷歌服务，如果你的网络环境不科学，建议你不要插手机SIM卡、也不要连WiFi，跳过一切可以跳过的激活步骤，在脱机状态下先进到系统桌面。否则你就会卡在系统外面，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再叫唤就挨揍。 成功进入手机桌面之后，剩下的就是Root了。在解压开的刷机包文件夹/images/里找到名为boot.img的镜像，连同KernelSU或Magisk一起拷贝到手机里（推荐download文件夹下）然后在手机打开文件管理器，先安装KernelSU或Magisk，然后用它去给boot.img打补丁。把打好补丁的镜像文件再拷贝到电脑上。 在命令行窗口里输入adb reboot bootloader并回车，待手机进入fastboot模式后继续输入fastboot devices并回车，确保手机和电脑连接没问题后，执行fastboot flash init_boot ksu/magisk_patched.img（这个ksu/magisk_patched.img就是KernelSU或Magisk打过补丁后生成的那个镜像文件）然后命令行窗口会显示刷入成功，最后执行一下fastboot reboot命令重启手机，开机进入系统桌面后，你就拥有了这台手机的Root权限。开心愉快地去玩机去吧。 关于系统升级和Root：在OTA更新后，不要点击立即重启，进入KernelSU或Magisk，点击安装或者工作中按钮进入处置模块，选择安装到未使用的槽位（OTA后）后执行升级，然后再返回到OTA界面，点击重启。这样重启后的系统能保留root功能。 另外推荐一个名为ADBAppControl的PC端软件，和一个名为AppManager的手机端APP，给予Root权限后，可以删除掉一些系统预装的垃圾应用。 刷机后可能存在的问题：xda论坛已经提到了一些，比如电池续航、NFC功能、一些国内的银行APP之类，这些对我来说都问题不大。目前我遇到的唯一问题是双卡中的第二个槽位失效/无法识别。 参考资料： https://xdaforums.com/t/rom-pkx110-oxygenos-convert-oneplus-13t-to-13s.4743853/

2026年2月12日是農曆臘月廿五，傍晚六點三刻許，一生向善給我打來了電話，和我確認這個春節不回老家過年的事。在此之前妹妹和妹夫分別都和我打過電話，家裡早已知道我和去年一樣，是不回去的。 在得到他不想要的答案之後他說，如果今年不回去，有可能以後就見不著我奶奶了，我不為所動、內心毫無波瀾。見不到就見不到唄，又不是我一個孫子不回去，堂兄在泰國多少年不回，這個年也一樣過啊。她百年的時候我作為孝子賢孫還不是一樣必須回去？ 再說了，奶奶從小就不疼我，不但從沒抱過我，小時候還經常打我的頭。有什麼可遺憾的？我一點都沒有。每年春運就跟逃難一樣，難道我回來折騰就不辛苦嗎？現在，我想在哪裡過年就在哪裡過，我在哪個地方工作和生活，哪個地方就是我的家。 我們大多數家庭都不習慣把子女當成一個完整的人，“父母”只會簡單粗暴地下“命令”。如果不把長大成人的兒女當完整的人來對待，那就最好先離彼此遠一點。輸出觀點、發號施令總是簡單和自私的，而付出尊重、耐心和理解永遠都要花時間且很麻煩。什麼臥冰求鯉、單衣順母不過是狗屎一樣的東西，信這些還不如信明天就能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 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领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 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晓夫 “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 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反” 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密布 “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 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这个问题并不是简中互联网与生俱来的缺陷，它的源头显然不在互联网，而在语言自身。只不过随着互联网变得越来越重要，逐渐渗透并扩散至整个简中局域网，好在影响的只是简中局域网。 我曾经试图追溯其源头，结论令人遗憾——倘若从语言学（我残存的科班训练）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的“新文化/白话文运动”无疑是肇始。至于原因，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描述清楚的了。 把目光收回到当下，另一个更令人忧心的问题：方言的消失。谷雨曾发过一篇《寻找姓“鸭”的人》，普通话的推广使得汉语方言已经是“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我无意臧否“车同轨、书同文”的功过，我只是在描述一个正在发生的现象。 毋庸讳言，自古以来，掌握文字（话语权）这个工具一直是少数人的专利，即便是上世纪中后叶，中国的文盲率也高达80%以上。即便是2021年，中国的网民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仍不足10%（此后的CNNIC报告不再公布网民的学历结构）。简单搜索一下你就知道，汉字总量接近10万、绝大数国人常用字在3000左右，事实上绝大数人所掌握（听说读写）的汉字是远低于3000的，汉语言文学本科生够得上这个数字的也不占多数。从这个角度（是否掌握3000常用汉字）来说，绝大多数国人都是文盲。 既然这是一个文盲的国度，自然（简中局域网上）绝大多数表达看起来都不过是“&*#@￥……”手持两把锟斤拷到处乱舞。让人看不懂也就理所应当。写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就此搁笔。

昨天下午表哥给我打电话，说表姐夫突然查出来有白血病，言语之间他很是颓废。我第一反应是CoVID疫苗问题，问他姐夫有没有打过疫苗。当然是打了的——像我这样没打的才是少数。 从旁观者的视角看，他40多年的岁月里遇到的大都是不幸。母亲早逝、刚抱上孙子的父亲几年前突发心脏病走了，一句话都没留下。两个姐姐家的4个外甥一个比一个废物——他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总有一种莫名的责任感，这带给了他极大的负担。和他一样念书走出来的三姐似乎稍好，但三姐夫的白血病突如其来。在济南省立医院刚住院进去，咨询了一下就决定来北大人民医院看那个全国最厉害的专家——花了3000找黄牛挂号，就等端午节过去看病。 三姐和三姐夫都在大学教书，俩人过的都是清苦日子，他俩是真的省吃俭用、不是字面意思。偏偏家里有个好赌的小叔子。前几年小叔子欠下几十万赌债，追债的骚扰到三姐家，这俩酸书生省吃俭用攒下的几十万就这样拱手送出。这还没完，俩姐家都不是省油的灯，看念书出去的姐弟俩有点出息就以为能吃大户。先是不成器的外甥们张口跟姑姑、舅舅要钱花，然后俩姐家开始跟他们借（不还的）钱——不但他们，就连我这个同样念书出来的表兄弟也没放过。三姐有一次无限悲凉地跟我说，为什么身边的每个人都在万丈深渊、并且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拽下去…… 表哥之前喝酒的时候还说我这个人外圆内方、心“很硬”，后来他竟羡慕我到不行。他这小半生一直都在急吼吼地追赶，狼突豸奔一般，甚至都不顾及要追赶的是什么。忙着结婚、买房、买车、生儿子……我如果不是看得明白一点，像他那样心“软”，恐怕日子早就过的生不如死。前几天突然想念《残次品小队》里的Tech这个角色——非常典型的Nerd，小队里的技术天才、永远处于理性冷静的状态，当小队里的Echo要随Rax而去时，Omega非常伤心并质问Tech为什么“无动于衷”，Tech说每个人应对(相同)问题的方法不同，但并不表示他不在乎。Tech知道哪个是“最优解”并且他一直做最优解。 我的心硬当然不是出于做最优解的计算——我在自保的同时、避免他人处于不利境地。用我女友的话说，我的许多选择表明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或者换句话说，我抵制了许多乡愿式的人云亦云。

（2023年2月25日）刚才我爸打电话说，我大伯今天在泰国去世了，春节前他还和我爸视频，家人都说他去泰国堂哥那躲过了内地这波大流行甚好。后来又听说他因新冠进出ICU几次。没想到扛过了冬天没迎来春天。大伯应该是我身边的亲友中第一个因新冠去世的人。当然他也有基础（肺）病。没想到我奶奶快九十岁的人了，竟白发人送黑发人。 出殡那天我和堂兄弟几人作为“孝子”在灵堂跪了半天，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亲身体会了传统礼法的全流程。这也是所谓“老规矩”在现实生活里仅存的印记。送葬开始灵柩路过奶奶的小屋门前，我走在孝子队列里，看到她恸哭着要扑出来，妹妹在她身后紧紧抱住她。我和另一个堂弟当天就返回了各自打工的城市，我们只是这个仪式中走过场的符号。当人们散去，未必有人会去安慰或陪陪那位送黑发人的老太太。 大伯的坟要安在爷爷的脚下，上午破土的队伍在现场遇到了点问题，风水先生说五爷爷（我爷爷的小弟弟，两年前去世）的坟挡住了大伯墓穴的“出路”。现场只好根据方位微调再确定墓穴里棺椁的走向。从今以后年三十下午再去上坟，我就得到大伯坟头多烧一份黄裱纸了。 我对大伯印象不深，他早年一直在云南谋生，老了后才回来。我念初二的时候他回来过一次，给我买了身西服；考上大学那年，打电话找他借了学费——多年后想到这事我就窝火，也许这是农村人的做事方式：我爸当年让我打的电话，那时村里仅有个位数的座机。这明明应该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我爸为什么就把我推出来？这特么跟电视剧里拿小孩子当道具来演的苦情戏有什么分别？而且这种事发生过好几次。这可能没什么对错，但我每当想起这些事就膈应。也许这是农村人做事的小伎俩，又或者是某种集体潜意识。但我分明感受到个中的尴尬和羞耻，以及大人的不负责任。 大伯回村后风光过一阵子，无他，他手里有点钱。村里人粉墨登场的画面自不待言，后来他牵头主持了一次续家谱，也就是后来我看到的那本。去年隔壁村发小父亲（本家）肝癌来京看病，我去看望时和老人聊天得知，大伯、发小父亲以及另一个发小父亲是同窗好友。续家谱是他俩和外乡一个话事人的共举。老家农村是北方平原，几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日子，贫苦便是记忆本体。我爷爷没的时候我爸还没结婚，最大的堂兄也刚刚记事而已。大伯回村的某年春节，趁在泰国的堂兄回家，召集大家庭所有男丁吃年夜饭。那几年大堂兄混社会的风头正劲，道上的把兄弟驱车络绎来拜年都被挡在屋外。席间他们哥仨哭作一团，大伯言，你们几个也都三十岁了，有些事该让你们知道。大伯讲了当年（大饥荒时期）村里的惨状，邻居好多个这个奶奶、那个奶奶饿的受不了带着孩子或撇下孩子改嫁了，我奶奶扯着他哥仨愣是留了下来，我奶奶功劳最大。 贫贱的家庭自然也龃龉。在我的记忆中，我爸三兄弟一直不睦，究其根源无非是家贫。我奶奶早年守寡，婆媳关系紧张，我妈她们妯娌间也相以为壑。要说没有带好整个大家庭的责任在我奶奶，似乎也过苛。但无论如何，这家人和绝大多数黄泛区的农家一样，支离破碎。大伯骤然辞世，丧事在当下大操大办了。以大伯家两位堂兄的认知，所能做到的也尽于此、止于此。丧事期间最跳脱的却是二伯，按我爸的说法，他们兄弟多年来的行为模式是大伯言语一撩二伯便冲上去；没了大伯、二伯犹如太子登基，对大伯的丧事颇有专权独断之势。好在村里有治丧小组话事。 村中一姓皆本家，在治丧小组张罗下，二伯的作梗变成了闹剧，例如不让小堂弟（二伯次子）纳超出他限定的礼金，这一点就遭到了长子堂兄的反对——电话和我商定了一个礼金数。下葬时，村中父辈族人在孝子如仪后，聚齐唱了个喏、哭上一嗓子，黄土成丘，大伯便入了土。

张雪峰教人考大学不要选新闻专业这种屁事也值“热搜”？ 网红之所以红是因为ta抓住的不止是受众的心理还有时政的脉搏，要不然他能红？但凡ta敢逆流而上，秒秒钟全网被删号。你看学新闻和法律有“钱途”吗？没有！但是为什么？因为掌握新闻和法律知识的人大概率不会是脑残。 大街上你随便瞅那些端着手机的人正在看的是什么，你应该能明白为什么要学新闻和法律。 我小区里一群老头老太太特别喜欢围坐在一起闲聊。前阵子天津八里台地表大面积沉降似乎颇引人关注，这些老人显然也看了相关信息。我遛狗时听见一个老太太大声跟她的姐妹们讲：“那个天津哪里地（面）塌了，有多少栋楼来着都歪了，几千人连夜转移……”好嘛，叨叨半天一句有信息含量的话都没有，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地怎么个塌法、多少人受影响、有没有人伤亡、原因是什么、后续怎么了……不用说是抖音快闪后遗症，她一个关键信息都没记住。 如果这是一个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技能肯定不是生产信息，而是筛选信息——注意我说的是“最重要的技能”而不是“最重要的生存技能”。信息时代，你需要从浩如烟海的信息内提取数据、从高价值数据中提炼线索、从繁纷复杂的线索里荟萃情报，然后分析情报并做出决策。 不学新闻和法律，你压根就看不懂哪些信息是垃圾，换言之，你根本看不懂信息。所以聪明的你告诉我，新闻专业要不要学？ 让你把方向看得更清、路看得更远的技能，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有用”——比如读书。